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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心得:昨日之智慧 今日之瑰宝

------读《论犯罪和刑罚》有感

  发布时间:2008-11-24 14:27:40


    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虽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其缜密的逻辑,朴素的哲理,精辟的语言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很多时候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可能埋没于历史的尘埃,而这种言简意赅的妙文却可以跨越时空放出永恒的光彩。笔者将对此书的浅陋拙见分三部分呈现给大家,以图抛砖引玉。

    一、罪刑原则的阐述

    贝卡利亚在书中明确提出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他提出的罪刑法定首先关切的是社会契约论和个人本位,这可能不得不艳羡他的生正逢时,有了欧洲多年自然法祭奠的传统和多位启蒙思想家共同铸造的强有力基础,他一脉相承地把这些伟大的思想硕果引入刑法领域,他认为“在自然的状态中,人人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但是离群索居的人们却被连续的战争状态弄的筋疲力尽,也无力享受那种由于朝不保夕而变得空有其名的自由。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扰地享受剩下的那份自由。”

    因此,“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割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且,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一份份少而又少的自由的结晶形成刑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

    他认为只有代表由社会契约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立法者才拥有这个权威,所以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没有权力以任何借口来对公民实施超越法度的刑罚,从而使法律的明确性和确定性能够给公民带来自律可能性和预测可能性,保障了公民的法自由和安全。

    首先是社会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司法如果不受立法的限制,擅断、专横就不可避免。贝卡利亚根据权力制衡思想提出,立法者只能制定法律,而不能自己去推行法律。他还主张“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从而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他对成文的法律推崇备至。认为以文字记载的法律具有稳定性,可以抵御各种欲望的侵犯,而且对各种犯罪都规定了具体的犯罪构成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以坚决杜绝法官有根据犯罪情节酌情科刑之虞。他认为再没有比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更危险的公理了。从书中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担心的就是法官会以法律精神为幌子来滥用法律的威信和权力,同时客观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时间里,会从不同角度看事物。而“公民的命运经常因法庭的更换而变化。不幸者的生活和自由成了荒谬推理的牺牲品。因为法官把从自己头脑中一系列混杂概念中得出谬论奉为合法的解释”。

    这种观点认为自由裁量是擅断和徇私的根源,虽然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有点极端,但却体现了贝卡利亚一直努力追求的法律终极目标——客观公正。

    其次便是司法权限制立法权。立法机关虽能制定法律,但不能享有适用法律的权利。一个人犯罪与否,只有作为中立者和第三人的司法机关才有权做出判定。“代表社会的君主只能制定约束一切成员的普遍性法律,但不能判定某个人是否触犯了社会契约”。

    此外,贝氏论述了立法权应有的限度,罪刑法定主义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可以随意设置残暴的违反理性的刑罚,他主张宽大的刑罚。“即使严酷的刑罚的确不是在直接与公共福利及预防犯罪的宗旨相对抗,而只是徒劳无功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但违背了开明理性所萌发的善良美德——这种理性往往支配着幸福的人们,而是一群陷于怯弱的残忍循环之中的奴隶——同时,严酷的刑罚也违背了公正和社会契约的本质”。

    与此同时,贝卡利亚还论述了禁止溯及继往和禁止类推的主张,使法律具有自律可能性和使形式的罪刑法定原则更加的丰满和完备。

    二、关于死刑

    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的问题讨论了几千年,贝卡利亚却以他的视角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第一、死刑的作用是短暂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持续性。因为最容易也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短暂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由此,他认为终身监禁和劳役要比死刑更有威慑力,正如中国的俗语“长痛不如短痛”。一个人走投无路时,也许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一次性的毁灭,但却无法承受长时间一成不变的没有任何希望的折磨。

    第二、死刑容易引起旁观者的怜悯,使其本身具有的威慑他人的目的丧失。可以试想,曾经的中外统治者大多把死刑放在公众场所执行,导致这样一种酷刑成为一种表演和娱乐。鲁迅也曾在他的文章里多次提到“像鸭一样伸着脖子”的看客,那些看客本应是死刑威慑的对象,但却麻木到感觉到快意,可谓是死刑的悲哀。

    第三、死刑是一种以暴易暴的行为。不再以适用死刑来满足人们的报复心,是文明时代人类理性的呼唤。受害者的生命很重要,所以损害他的犯罪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所以国家社会不能为了惩罚犯罪人而像犯罪人曾经做的那样再损害一个生命。这才是符合现代人类文明要求的价值观。

    尽管贝卡利亚首倡废除死刑,但他又不是一个彻底的死刑废除者,他认为以下两点可以作为处死一个公民的理由:

    (1)某人被剥夺自由后仍然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力量,他的存在仍然可能引发危险的动乱。

    (2)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进入无政府的状态的时候。

    三、功利主义思想

    贝卡利亚认为犯罪是社会不公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在贝卡利亚看来,不同社会阶层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等的极大悬殊,造成了下层贫苦者心理的不平衡,对物质利益、“自由愉快”的渴求,使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勇敢和辛勤”来实现他们的追求。严刑峻法是无用的,犯罪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矛盾。因此,公共权利除了维护必要的秩序以外,不能也不应干涉私人自由权的行使,“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从而贝卡利亚思考人在自利的心理下如何冷静订立自由人之间的公约,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经典公式。这个公式体现着维护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最大限度的减少各种各样的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显然,刑罚作为国家给人们的施加不幸和痛苦的制造者,应该是对更大的不幸或更大的痛苦的制止。

    比较独树一帜的是,贝卡利亚将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使这种功利主义不是片面的追求严刑峻法,反而从其效用出发,主张宽大的刑罚,在他看来个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保护的秩序不能成为暴政服务的条件,因此在利用功利的标准确定公共利益时,不能以牺牲无辜作为代价,否则“人不再是人,而变成了物”,表明了他的思想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举,刑法不仅仅是工具,人也不仅仅是工具。

    除此之外,贝卡利亚还提出了诸如合理解释,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不仅揭露了当时刑法领域的黑暗和弊端,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总之,贝卡利亚提出的一系列刑法原则,不仅体现了当时启蒙思想的魅力,而且还凝聚着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理论的精华,他的思想中处处透露对人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其实也正是这种思考,使《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册子成为“自《圣经》以来译本最多的著作之一”。

    责编/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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