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说明：这是一篇英国《独立报》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对中东局势的报道,被称为里程碑式的报道,从中折射出西方人对中东战事,西方民主,宗教冲突等深层次矛盾的感触,菲斯克文笔独特,在纵横中审视历史,和国内的国际时势报道风格大不同,很有必要将他介绍给国内的受众,一方面可以反思我们对西方民主的片面认知,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可以领略西方记者的独立精神！

                                    恐 怖 时 代

                                         罗伯特.菲斯克 著 侯云 译

    随着混乱由阿富汗蔓延至地中海，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生活在一个如此危险的时代。在下边的15页7，000字的文字中，我们中东的记者回顾了充满战争与死亡的生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凄冷的前景——一个甚至是那些身处祖国、生活安逸的人也无法逃避的未来。

    黎巴嫩最新战事结束的几天后，我翻阅了最近30年来在中东所用过的记者笔记本，上面有些记录着死去同事的名字，有些记载着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基督徒、犹太人的苦难故事，其中有一个注明1991年的本子，甚至还溅着黑色的粘乎乎的东西，那是石油，当萨达姆将阿拉伯酋长国的油井炸了后，那些石油越过科威特沙漠象雨一样从天空倾注在我们身上。几分钟后，我知道了到我所要寻找的：回溯到险象环生的无知岁月，追寻那些预示要发生2001年9.11事件的线索。

    果如所料，1990年后期我在多伦多作的采访转录本中，我看见自己正试图打消主人对中东的乐观态度，我说：“中东将面临爆炸。”我说的这个爆炸指的是什么？我发现在此之后的几年中我在独立报上几乎写的是同样的事情，我指的“要来的爆炸”并没有将之定位于中东，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又放了一遍1993年我为Channel 4和发现频道所作影片系列，思绪万千。片名叫“从贝鲁特到波斯尼亚”，它被称为记录“穆斯林日渐高涨的对西方愤怒”的尝试。

    接下来，在片中，我走进位于波斯尼亚山村一座叫“塞拉”的毁损清真寺。我听见了音轨上自己的声音，“当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想起来了我工作的地方—中东。我想知道穆斯林世界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可能我应该以这样的文字结束每一篇报道：“小心！”当我核对作品后的注释时，我找到了影片的列表顺序，我是在塞尔维亚警察的警戒下走进了波斯尼亚清真寺，那时恰好是1993年的9月11日，我的警告正好早了八年。

    我不太喜欢这样一类记者。他们人到中年，开始拿腔拿调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一些看法，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原本应该充满爱但却如此邪恶，或者他们总是在那些破旧的笔记本中搜寻悲观主义。我，就是这种人。当然，我不必被历史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来气而总是向后看，继续宣传“世界末日近在咫尺”，这些黑色的字对读者来说如此无聊以致于不愿意再看精美的印刷品。今天，站在临海阳台上，我等待着下次要光临的爆炸。

    贝鲁特是一个反省悲惨的好地方，现在中东正在悲惨中冷冷前行。毕竟，这座城市在过去31年中经历了太多苦难，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本国，墓冢遍布。望着海面，我看见一艘德国军舰正从我家附近巡航而过，这要归因于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项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阻止枪支流向黎巴嫩所作的部分贡献。然后，我问自己如果从海上不再有枪支流向真主党游击队那么德国人该作什么？武器通过叙利亚输送，叙利亚和黎巴嫩间有陆地边界，叙利亚是位于黎巴嫩的北部和东部，并不在地中海的另一端。

    当我拜访房东讨论最近了然无望的对西方势力的示威时，他愤怒地转向我，“对，为什么德国海军从我家门前驶过？”我理解此点。我们西方人正遍布整个穆斯林世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我们”——西方正身处库尔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和黎巴嫩。我们身陷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中，这个地区充满了苦难而极度愤怒的人们，比十二世纪的十字军战士陷得还深，十字军战士在Hittin之役中面临失败，而我们的大规模武装力量要和伊斯兰敌人、自杀式武器爆炸者、军阀、毒品巨头、民兵作战，然后失败。在黎巴嫩，最新的联合国军队由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军队组成，他们正向南部大量增援。年轻的男子和妇女已经被基地组织威胁将遭受打击，南黎巴嫩不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联合国可能遭到来自逊尼教徒而不是真主党什叶派的攻击。

    炸弹袭击者什么时候会来？在进一步的伊拉克大屠杀之后吗？在以色列人又越过了边界时吗？是在以色列或美国未来几个月中炸毁伊朗的核设施之后？还是人们在的黎波里北部城市或西顿外部巴勒斯坦营地看够了太多的西方士兵践踏南黎巴嫩，看了太多的德国战舰驶离海岸，或者听够了乔治.布什、布莱尔、赖斯虚假的乐观声明之后呢？一张新真主党海报这样说南西顿，“赖斯小姐，这里没有“新”中东。”真主党是对的，整个地区一直深陷杀戮之中，一遍又一遍。布什和布莱尔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变得更好，那并不存在的民主的撒播会激励我们，曙光将会从赖斯所谓的“新”中东升起。他们真的希望用他们的这些话就能扭曲世界真实之镜吗？从古老印度帝国的土地上到地中海的潮水，新的曙光确实正在升腾，但唯一的问题是血是红的。

    布什和布莱尔就象不再生活在这个行星上一样。最近，我的同事Patrick Cockburn写到，他对于布莱尔不变的乐观态度愤怒，布莱尔说并不存在无政府状态，为了证明那一堆谎言，记者对此必须封喉。美国人在伊拉克连自身都难保，哪还管伊拉克人；英国人在和塔利班的战斗中几乎两次被打败，以色列军队—一度被算作西方的一部分—当他们越过边界和真主党作战时被彻底击溃，36小时损失40人，布莱尔仍在延缓停火。确定无疑的是，当炮火打击我们时，在伦敦或者在纽约或者无论哪里，布什和布莱尔会说袭击与中东无关，英国的敌人憎恨我们的“价值”或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曾哀伤现代世界匮乏象罗斯福、丘吉尔那样的巨人，他们身处血浸世纪。布什和布莱尔摆出一副战时领导者的姿态，向周围的侏儒希特勒威胁，表现出已经挺过了某种“肠梗阻”，那是一种心理无能，他们不想听那些他们不想听的或者那些他们不想成为事实的东西。他们丢失了历史的线索。

    过去，我们——“西方”——在国外能从事战后的冒险活动，在国内也感觉安全。50年代没有一个北朝鲜人会在伦敦地铁试图引爆自己，没有一个越南人会到华盛顿攻击美国。我们在肯尼亚、马来亚、巴勒斯坦、苏伊士和也门作战，但是我们在格洛斯特郡感到很安全。可能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才有变化，那时爆炸者袭击了巴黎和里昂，或者在爱尔兰共和军炸伦敦以后而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国外战争而率领军队、军舰、坦克、武装直升机、伞兵部队征战国外并期望着在国内安全，这是事实。这个无法逃避的历史逻辑，布什和布莱尔不会去面对，不会承认，不会相信，更不会让我们相信。整个中东，我们将自己锁定在我们荒谬的“恐怖战争”中，因为9.11彻底改变了世界。我曾多次说过我们不能让19个杀人犯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恐怖地图、中央情报局秘密战俘，那些讯问者秘密打击受害者，将战后辛苦建立的日内瓦协定扯成碎片。

    一个背叛的世界。还记得我们对阿拉伯人所作的所有承诺吗？我们承诺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这个例子会被中东其他国家效仿。还记得我们要嘉奖黎巴嫩羽翼渐丰的民主吗——那场被美国国会命名的著名“雪松革命”却被黎巴嫩人怀疑——带来了叙利亚军队的撤退。黎巴嫩就这样被树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榜样。但是一旦真主党越过边界，在7月12日抓了两个、杀了三个以色列士兵时，我们又站回来看着黎巴嫩人受难。一位黎巴嫩妇女这么对我说，“如果这个战争让我相信一件事，那就是黎巴嫩人要靠自己，我永远不会再相信任何外国承诺。”

    这是事实。最直接的结果是，损失惨重的以色列战役将真主党变成了阿拉伯的英雄——实际是穆斯林世界的，把黎巴嫩总理建立的易碎的政治稳定撕成碎片，有了真主党的领导，他们宣告“圣战”并需要一个“国家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如果产生的话会是前叙利亚。黎巴嫩政治领导者使用的这种话语与极富煽动、毁灭性的黎巴嫩国民战争前的文法极其相似。

    前民兵司令Samir Geagea,让数千万支持者嘲笑纳斯哈拉，“他们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怎么可能建筑在位于中间的一个小国家之上？”在真主党突然宣布无意交出武器之后Geagea 要求知道这一点。确实，纳斯哈拉吹嘘他在南黎巴嫩还有20，000枚导弹，这让德鲁兹教派的领导人Walid Jumblatt把纳斯哈拉骂为叙利亚的野兽。由于与大马士革关系密切，存在一些投机，但他的武器确实来自伊朗，Walid Jumblatt说：“纳斯哈拉，歇歇脑子吧，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从叙利亚领导层中脱离出来后我才可能会跟你对话。”这样，在黎巴嫩的德鲁兹教派社区和基督徒和大多数的什叶教徒之间象两层纸那么厚的联系断开了。这就是国内战争的开始。

    要是布什甚至是布莱尔谴责了以色列要让黎巴嫩政府对绑架和杀害士兵的行为负责的声明，并要求立刻停火，那么摧毁黎巴嫩民主的灾难就不会发生。但，没有，布什和布莱尔让血流继续，延缓了黎巴嫩人对停火的希望，黎巴嫩人一年前曾浪费了那么多赞美。就在上周，黎巴嫩人复原了蒂尔的西顿职业训练中心碎石下五个孩子的尸体。li Alawiah辨认出了他的孩子，Aya, Zeinab和Hussein，侄子Battoul and Abbas。如果布莱尔和贝克特要求停火的话，他们会活着，但他们死了，布什、布莱尔和贝克特良心上应该记着这些。

    他们毫无悲伤地说起我们的双重道德问题。几乎1300名黎巴嫩死者全是平民—接近世贸中心凶手人数的一半。但我们并不象对我们的亲戚和朋友那样在乎他们，我们在伊拉克的政策呈现同样的病态，在伊拉克我们从来没有计算过被杀的平民人数，只计算死在战场上的我们宝贵的士兵。

    我们是如何被这种忽视和背叛的病毒感染呢？确实回到了十字军东征和被十五世纪西班牙天主教徒践踏的时代了吗？——先知穆罕默德对那的描述比丹麦三流漫画家更污秽不堪——还是真的应验了那个似乎沉迷于当前罗马教廷职责的教皇恶毒的胡言乱语吗？我仍不敢确信本尼迪克特引用拜占庭老人的那些话，他认为残忍的纳粹德国纯粹是“犯罪团伙”，这种言论我同样持怀疑态度。但，就是这个反对离婚、反对同性恋甚至反对飞行器的教皇，明显没有追随约翰.保罗二世对于亚伯拉汗仁爱之认知。

    在整个中东，对待其他人跟对待自己人不同现在很明显。几个月前，我收到一封驻扎在伊拉克的海军军官的家书，他试图解释，我必须加上雄辩这些字眼，他说他在伊拉克的工作越来越令人沮丧。他写到：“这里对西方管理与统治的认知有一种文化上的幼稚，如果他们对此有一丝兴趣的话，尚需要大量的培育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征服。而我们对于他们种族统治关系形成的国民管理的理解同样也很天真，很失败___现实是他们不能从文化上理解我们的利他主义或者既定目的。作为我们的遗产----自由将会与入侵并肩作战-----我以行动分享美国魔力，虽然在外交政策上美国还会不断背叛我们。

    另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记述Ramadi玻璃厂大楼时把伊拉克现状作了总结。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成功”故事在那里是那么空洞。政府已经在玻璃厂上倾注了数百万美圆，没任何效果，还要花数百万美圆去重建。据说有2.500名伊拉克雇员，但他们无所事事，当新电脑和新家具伴随我们的祝愿运抵后，一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不超过100人。那真象走进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假商行。这可能是卡夫卡的报复，大多数的房间空着，蒙着一层灰，但他们还是被保留着；有的区域只有一个男人坐在桌前，空空荡荡，象庞培城，慢慢收复，就象什么也没发生。我站在外边一个碎玻璃堆上，玻璃窗碎片在制造过程中四处飞溅，城市的窗户在此倾倒并立刻切割，通过曝光化学反应，沙子制成玻璃。到处覆盖着灰尘，明亮的太阳光在这一堆玻璃片上没任何反应，只有玻璃片破碎着滑向我的脚下，伴随着那支离破碎的声音。走在窗户上，却看不到地面。”还能有甚于康拉德笔下的美利坚帝国在伊拉克溃败的描述吗？

    这是否契合了TE劳伦斯的一句评断---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他在20年代组建了伊拉克，“别试图用你自己的双手做太多，与其让你完美得做还不如让阿拉伯人耐心去做。”实际也是，在阿拉伯半岛糟糕的情境下，你的作为可能并非如你想象得那样好。

    特殊的孤立折射着我们与伊朗的争端。按照以色列人的说法，“我们”认为他的政府在六个月内想造核武器，按核武分析家的说法，在10个月内。但我们没有人质问“我们”是否帮助制造了“核”危机。在1973年是伊朗王启动了伊朗核能计划，西方公司按自己的意愿出卖给伊朗核反应堆和浓缩技术，例如，西门子公司着手建了Bushehr 反应堆。伊朗王曾定期在西方电视台接受采访，当时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美苏能有核武器而伊朗就不能有，对“我们的”“海湾警察”的野心我们并没表示反对。

    当伊斯兰革命风卷伊朗时，阿亚图拉的霍梅尼做了些什么 ？他称核计划为“魔鬼工作”并关闭了它。只是当萨达姆第二年侵入伊朗、投下雨点般的导弹和化学武器—一次为“我们”所支持的入侵—这样这个宗教政权决定应该用核武去对抗伊拉克，局势又趋复杂化。换句话说，正是西方最初支持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又是被乔治.布什称作“邪恶轴心”的宗教首领所关闭，然后当西方在背后支持萨达姆时，核计划又重新开启（在那个年代萨达姆还是“我们的铁碗人物”，而不是一个衰亡国家的囚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核技术在穆斯林世界的扩散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谴责巴勒斯坦，在那里绝大多数的城市处于一种象伊拉克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兴奋的执政者称如果他不签署“反恐战争”，美国威胁要把他“炸回石器时代”。巴基斯坦比伊朗更具暴力，正是巴基斯坦总统幕沙拉夫的亲密朋友，一个叫Abdul Qadeer Khan的科学家对伊朗起了很大的离间作用。这些内容都被从故事中抽走了。巴基斯坦已经有炸弹，如果有人决定在大英帝国的前角落里创造一个石器时代，那么他们会使用炸弹，这样他们仍旧游离于我们的叙述之外。

    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们难道要年年继续开展争论危机问题吗，一代又一代，争论谁有还是没有核武器或者有没有造炸弹的能力，如果谁服从我们“我们”就让他永远拥有炸弹吗？幕沙拉夫已经变成了忠实的巴基斯坦人的伊朗王，或者他的信仰或者那些教徒迟早会宗教领袖们搞陈腐。我们难道要到2007 或2107 甚至是3006还在争论这些吗?

    我所质疑的在于我们在中东伪善背后的东西，穆斯林并没有丧失信仰而我们丧失了。宗教并没统治他们的生活，事实是他们心存信仰。我们妄图以谈论伊斯兰的“政教分离困境”来掩盖我们所丢失的东西，这就是原因。我们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希望把我们启蒙运动之欢愉赐予世界的其他角落，然而，对穆斯林国家来讲，这更象我们一情厢愿地将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入侵，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同宗教的侵入。

    穆斯林学会铭记。当我问到把萨达姆赶下台是否该给西方记上一功，我称朋友的那个伊拉克人面对我的天真，摇摇头，“你们支持他，当他入侵伊朗时你们支持了他，我们死了成千上万人，然后，在入侵科威特后，你们利用动武权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儿童，现在你们又把伊拉克恢复成了无政府状态，你还想让我们感激？”

    我记起开向德黑兰途中那一火车的醉酒士兵，他们把带血的黏液吐到脏手绢里，也吐了汽油，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并把车窗都打开。我看见那些巨大的泡沫上生成更小的泡，一个接一个。这些污秽的材料来自哪里，这就是萨达姆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吗？材料来自德国来自美国。别奇怪，美国陆军上尉Rick Francona冷漠得向五角大楼做作报告称，他在战争期间访问了交战地，伊拉克人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大批量提供石油。如此，伊朗人还会感激我们把萨达姆推翻了吗？

    不必说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离，特别是在伊拉克，达到了欧洲新教-天主教战争以来都未曾见的地步，也别说我们曾忘记了我们仍在试图控制北爱尔兰。伊斯兰作为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宗教，确实必须要面对西方；用杰出的前总统默罕默德.阿贾米的话说，他必须找到一个“公民社会”。另外，穆斯林没有谴责达尔福尔大屠杀无法令人忍受，某些人可能会接着说，两伊战争中1.5百万的穆斯林相互残杀了八年。穆斯林世界并没有开展充分的自我批评，当然我们高调的西方式政治冲突与选举有时看起来象自己打自己。

    至于我们想用“我们的“民主体系”去犒赏穆斯林的良好愿望，并不仅仅在黎巴嫩证明了人们对它在阿拉伯世界中存在与否的兴趣锐减。美国派往伊拉克的前大使意识到，如果他们不举行选举，那么什叶派教徒就会加入逊尼派教徒的抵抗。由于民主本来就不会在当地被视为美国的礼物，如果接受穆斯林神职人员在管理中的统治地位，那么就会确保对妇女在结婚、离婚和继承方面的歧视。

    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费里德去年造访了巴黎，作了一篇欧洲和阿拉伯外交政策的演讲，题为“美欧强行支持民主改革和民主改革在中东”，差点忘了，他的演讲显得只存在一个已被美国冷落的伊朗卡塔米，卡塔米落选担当民选总统从而造就了声嘶力竭的继任者。然而，弗里德坚持认为向中东输送民主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是具有战略重要意义，不比一年后在黎巴嫩意味的东西少，当然更比此后巴基斯坦人参与真实选举的意义还要重要。

    弗里德踏出了危险的一步，他引述法国历史学家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他说，民主，不是娇嫩的花朵，而是“茁壮，具有普适性”。Hubert Védrine被邀对弗里德的话作出答复，他冷嘲热讽地谈及有历史经验的人，谈到看过过去经验得到验证的那些人们，他的潜台词是：“你们美国人没历史感。”

    Védrine 谈到了时任美国外交部长的阿尔布赖特，“我告诉她对于民主的目标我们没有问题，我问是否这是一种过程或者宗教转换，就象圣保罗到大马士革的途中一样。”接着他引述了墨西哥作家Octavio Pas的话，“民主不是雀巢咖啡，不是就加点水就行了，”谈及历史原因，Védrine 告诉弗里德，“由于殖民主义，中东是一个对外部干涉最有被拒绝危险的一个地区。

    即便是强加，美国人说大马士革会很乐意做，那又回发生什么？通过一个健康而活跃的选举程序让叙利亚人执政还是在大马士革让另一个伊拉克恐怖式的逊尼穆斯林政权上台继位呢？

    “巴勒斯坦”和他们自己的民主行动也是如此，双引号今天比以前尤显重要。巴勒斯坦人选出了错误的人－哈马斯，他们当然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民主以色列不会接受巴勒斯坦民主选举结果，不会接受欧洲人同美国联合起来批准同意反对新选总统，除非意识到以色列的存在以及70年代戴维营协定之后同以色列签署的所有协定。甚至去年沙龙逐步从加沙撤出8500居民时，沙龙仍向西岸转移了12,000居民，乔治.布什只是以尤太居住地仍在扩大的“现实”这一说词强有力支持了这种非法行为。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242 和 338号决议所仰赖的和平进程的结局—以色列从1967年中东战争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以换取这个区域所有国家的安全。

    前总统吉姆.卡特是为数不多值得敬佩的美国政治家之一。今年五月巴勒斯坦选举之后他写道：“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正象动物一样被对待，他们被认为犯了罪。由于他们投票赞成哈马斯候选人，美国政府已经成为有效实施方案背后驱动力，使普通民众的收入丧失，剥夺接近外部世界的途径和生活必须品。附加在新政府上的限制对占领区市民来说是一个计划周密的大灾难，那些限制寄希望于哈马斯屈服于经济压力。”唉，吉姆.卡特政府时代下的日子啊！

    象许多记者毫无生气得称的那样，现在我们有了“墙”或者“隔离墙”。巴勒斯坦人去海牙国际法庭要求宣告围墙违法，因为很多地段穿过了他们的领土。法庭宣布违法，但以色列对法庭的判决置之不理，美国又一次支持了以色列。这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另外一个教训，他们平静地来到我们西方的机构去寻求正义—没有暴力和恐怖主义，我们却无力帮助他们，因为以色列拒绝了这个西方自由的象征。

    以色列总理Ehud Olmert对黎巴嫩的攻击简直就是一种灾难，他还在说围墙只是暂时的，就好象会移回以色列原始边界一样，但假如是临时的话，也可能会前移吸收更多阿拉伯土地、殖民地上的尤太社区，必须强调这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Olmert说他想划定单边永久边界，这和戴维营精神相悖，而戴维营协定为哈马斯所遵守。

    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此是如何反映的呢？“我们并不会从表面就断言以色列所言没一点价值。”如果美国认可Olmert提议的这种单边固定边界，那么就等于同意永久吞并1967年夺取阿拉伯十分之一的领土，与所有以前美国的政策和国际法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是对国际法的一种新嘲弄，而美国和以色列将之视为权利，因为2001年9.11彻底改变了世界

    然而，令人注目的是，美国仍相信阿拉伯世界日益增长的对美国的憎恶并不是政策原因，而是政策没有被公允地呈现。那不是政治问题，那是公共关系问题。奇怪的是，当被控1982年入侵黎巴嫩杀了太多的黎巴嫩人时，这也正是以色列所认为的。我们不仅说对还指定休斯作为国家公共外交副部长。她的路线很直接：“我试图以真实去为我们国家描绘事实。”她在被任命后这么说，“因为我相信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正在做一些超越世俗的事情。

    专栏作家Roger Cohen把她的问题作了简要概括。问题在于事实，这些事实包括，在1941到2006年的65年中，美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14个国家交战，世界各地的人民对此已感到厌倦。人民厌倦了美国对敌人贪得无厌的需求，怀疑每年所有对民主、自由和价值对话，他们不再买美国的帐。休斯说，本.拉登追随者所追寻的幻象是一种破坏和死亡的使命，而我们是生命与机会的使者。那么，是这样，Cohen写到，“如果事情是那么简单的话。”

    在和弗里德的巴黎会议上，出乎弗里德意料，Védrine 赢得了一致同意。Védrine 恳求美国在中东保持谨慎，“我们不知道在阿富汗、伊拉克或者埃及事情将如何演变，”他具有预见性地说，“这是一个高度危险的过程，象在运送炸药。谈起联盟，假如有联盟的话，必须不是意识形态的联盟，而是一个由军医、专家和专长于化学物质的化学专家组成的联盟。假如我们确定要作这些，将花20到30年时间，比布什第二任政府任期还长。”

    但美国海军和82空降部队不是军医和化学家。他们失去了对那些他们认为已经征服或“解放”的土地的控制，伊拉克早已失去控制，阿富汗更是，巴勒斯坦看起来要走同样的路，而黎巴嫩正处于坠落之险境。今年四月一系列泰吾士报的信笺表明美国普通民众比他们的领导者更能领会“民主”争议。一个人写到：“民主不应当轻易地强加给那些还没准备好去接受它的人们。”另一个写到：“民主不能进口，只有当人民信奉时才能改变政治文化。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遭受了太多心理创伤，而这场战争带来的是身心重创。”去不掉的污点！

    也许西方记者为所发生的一切会感到心理很沉重,由于他们自己的轻信而不自觉帮助美国政府推销他们的政策,使之更加顺利而有效,甚至超过了休斯的作用. 他们的用词让人逐渐对巴以冲突这一焦点问题变得不那么紧张了,比如他们用围栏代替隔离墙,用定居点或邻居代替占领,甚至把侵略淡化为争议. 这一点颇象许多西方记者在伊拉克所做的,很多大的西方报纸和电视台都引用美国大使对猛烈的伊拉克义军的描述,称之为”死亡终结者”或者”残兵游勇”.在卡布尔的讨论死灰复燃的塔利班的会议上,同样用到了极为相似的对塔利班的描述,而穆沙拉夫否认其对塔利班进行了资助.

    然而，更糟糕的是缺乏对政府真实政策的质疑。例如，为什么没有头版头条对待今年的Herzliya会议，那可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决策狂欢大会。虽然还没选举，但以色列大多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均出席。这个地方也就是Ehud Olmert 第一次提议交出部分西岸土地的地方，“要么允许犹太人居住于包括西岸在内的以色列土地上”，要么“放弃部分以色列土地并居住在一个由犹太人多数委托管理的国家”，必须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我们不能继续控制巴勒斯坦人居住的部分领土。”

    多数人同意在防御墙后大规模地安置后剩下来的地方给巴勒斯坦人建一个国家。Benjamin Netanyahu甚至建议应该把防御墙向西岸移得再深些。这明显表明，允许有巴勒斯坦国，但不能建都于东耶路撒冷，更与加沙和西岸交出的部分土地没有关联。这样就不会有和平，“巴勒斯坦人”和“恐怖分子”这些字眼会被美国和以色列逃脱不掉地联系起来。

    以色列报纸报道过Herzliya,其中有一篇Sergio Della Pergola写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警告巴勒斯坦人出生率对以色列的威胁并建议“如果2010年不搞人口约束，2020年也要搞。”早期一些会议还讨论过宣布以巴人的市民权无效的可能性。今年，Haaretz报道了一项民意测验，68%的以色列犹太人拒绝作为阿拉伯人同阿拉伯人共居同一屋檐下，46%的以色列犹太人说拒绝阿拉伯人造访他们的家。当受访者收入水平下降时，种族分离的倾向性就相应提升。并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民意调查调查，但巴勒斯坦人可能会指出，成千上万的以色列早已居住在横跨西岸的土地上，绝大部分土地被以色列非法占领着。

    所有这些细节在阿拉伯报纸上会看到，当然也会出现在以色列报纸上，但很多内容在我们的报纸上会蒸发。为什么？Norman Finkelstein甚至还写了一篇学术报告强烈反对以色列高等法院证明防御墙合法，那墙早已被海牙宣布为非法，这篇文章被西方忽略。那些关于以色列游说者能量的美国学术报告也是如此命运，直到那些“反犹太政策”者嘲笑下才迫使美国主流去写这些东西，虽然是以一种变化了的、恐吓式的方式。

    有太多我们害怕中东真实的其他事例。我们对埃及穆巴拉克日益增长的独裁专制的软处理就是典型一例，对阿尔及利亚的报道也是如此。现在英国准备以难民们不再面临逮捕、折磨为借口准备把他们驱逐回家，但逮捕、折磨在阿尔及利亚依旧。最近的赦免令对那些卷入拷打的保安员来讲可是如获上方宝剑，凡是反对特赦令均被视为犯罪。

    这就是我们记者努力作的一切吗？除了不知疲倦的Seymour Hersh真的再也没有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美国通讯记者了。挑战当局并不那么难，没一个人被告之结束关于阿拉伯暴政的报道，我们仍会被问，也应该问，为什么穆斯林世界会产生那么多独裁政权，而大多数却是由“我们”所支持。有太多黑暗角落我们无法看清楚，例如，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拷问监狱在哪里？我知道有两个通讯员知道地址，但他们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而缄默。

    这种不愿面对那些令人不快事实的态度使读者和电视观众锐减，对这些读者和观众来说，美国媒体在中东的报道让那些对那个地区一无所知的人们无法理解。这对美国的戏剧、大学和学校也有侵蚀作用。最可叹的是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Rachel Corrie曾上演一出戏，他取消纽约舞台剧，在试图阻止摧毁巴勒斯坦家园时两次被以色列推土机从身上压过。我也惊奇地发现，在布朗克斯区一所私立学校，由于父母们反对以色列人在座谈会上出现，该学校被迫取消同两个巴勒斯坦讲师的校会，此后以色列演讲者被邀时也出现类似情况。学校校长宣称，“考虑到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会议并不合适宜。”应该解释啥是复杂问题，但这又不能解释，因为太复杂了，事实可能会让以色列议院心烦意乱。

    自由是珍贵的必需品，当今年夏季我接受贝鲁特美国学校的荣誉学位作讲演时，我发现它是如此珍贵。象往常一样我点了美国政府和指出中东日益增长的危险，一个美国外交官当着我黎巴嫩朋友的面谴责竟然允许我在一所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大学里批评布什政府。

    如此，中东悲剧继续上演，事情正变得越来越遭，我们却告诉世界事情越来越好。民主在血迫中茁壮成长，当助产士在扼杀婴孩时，没有“生之痛”自由荡然无存。

    我总是认为这个角落的人民会喜欢我们的民主。他们会喜欢从我们超市货架上拿下几捆人权，他们渴望自由，但他们想要另一种远离我们的自由自由，这个我们并不打算给。中东进程走向黑暗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会站在阳台上想知道下一个爆炸点会是哪儿？因为，终究会发生。本.拉登一点也不重要，不管生还是死，他象核科学家一样发明了炸弹。你可以逮捕世界上所有的核科学家，但炸弹还是被造出来。本.拉登在干柴似火的中东创造了基地组织，所以拉登本人的存在不再必要。

    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时刻准备着再次打击我们，打击我们的象征，我们的历史。是的，可能我确实应该以此结束我的报道：“小心！”

    注：罗伯特•菲斯克,英国《独立报》记者,《民族之哀—战争中的黎巴嫩》的作者，他多次获得新闻奖项，包括两次大英国际报业特别奖、七次英国国际记者年度奖。先后三次采访过本•拉登，最新出版《文明的伟大战争：征服中东》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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