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一大学生入住精神病医院第二天，不幸跳楼自杀身亡。医院是否应对跳楼学生的死亡负责呢？8月30日，死者家属以“医院监护不力”为由将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参与事故处理人员的交通、住宿、伙食补助和误工收入，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35万余元，并要求依法撤消原、被告签订的格式合同《住院合同书》。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原告王跃成，是在医院跳楼自杀学生的父亲，今年50岁，小学文化程度，系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栗圆村农民。据原告起诉状称，其儿子今年刚满23岁，是河南工业大学（原郑州粮食学院）大三的一名学生。2006年7月中旬，王跃成的儿子感觉身体不适，就到郑州大学一附院就诊，根据一附院医生的建议，随于8月12日到被告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就医。被告方医生为其儿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原告之子当天即在被告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入住被告处住院治疗的第二天，即8月13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左右，原告儿子由自己的三楼的病房304房间走出，沿楼梯上至该病房七楼顶，从七楼顶跳落原郑州市第二看守所院内，当场死亡。

    原告认为，从其儿子跳楼自杀的事实来看，被告存在重大过失。被告的诊断处置不到位，被告的接诊医生工作马虎，敷衍了事，没有看出死者有自杀倾向，没有把死者安置在封闭病区，而是安排在开放病区。监护和监管不到位，原、被告之间虽然签订了格式合同《住院合同书》，但该份合同书属于霸王合同，它将医院应负有的监护和监管责任强加于患者家属，并限制了原告请求赔偿的权力，对该格式合同中霸王条款应当认定无效。并且该合同是在被告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同原告签订的，应依法撤消。在被告员工发现死者一人独自从三楼上至七楼楼顶时，被告员工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值班的大夫和护士，但该员工及值班大夫、护士并没有及时阻止住死者跳楼自杀的行为。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被告是一家依法设立的精神病医院，对其收治的精神病患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而被告没有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使患者能够轻易上到七楼楼顶。综上，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存在过错，导致患者在其病房楼七楼楼顶跳楼自杀身亡，被告应当对原告儿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为给死去的儿子讨一个说法，原告一纸诉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参与事故处理人员的交通、住宿、伙食补助和误工收入，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352324.83元，并依法撤消原、被告签订的《住院合同书》。

    该案立案后，记者采访了被告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有关负责人。被告称，原告儿子住院时意识清楚，自我定向力准确无误，未见有冲动行为，但是患者有被某种力量影响着的感觉等精神病性症状。根据患者病史和检查结果，被告医师对患者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是正确的，将其收住开放式病房治疗并无不当，况且患者监护人对入住开放式病房并未提出异议。双方签订的《住院合同书》规定，对患者的监护有原告方负责。由于原告方未尽到监护职责，从而导致患者跳楼身亡，其后果应有原告方承担。

    对被告安全防护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被告认为，防护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均与患者自杀身亡之间无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患者是在逃脱原告方监护人的监护，以暴力行为将医院七楼的防盗门破坏后，上至七楼的楼顶跳楼自杀身亡的。

    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住院合同书》，被告认为，与住院治疗的患者家属签定住院合同，就是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保证病人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并不存在乘人之危。患者家属承担监护职责，是其法定的一项义务。在其医护人员已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病人仍有可能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下，出现不可预料、难以防范的突发性冲动、伤人、自杀、自伤、逃跑或被伤害等意外事件。因此，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赔偿要求缺乏法律依据。

    孰是孰非，记者将作进一步的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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