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回顾和争论荷兰会议为什么通过“安乐死”法案时，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们看到：面对患者的巨大痛苦法律动了恻隐之心。当新的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用正义之剑斩断这只黑手之时，也凸显出法律对家庭和谐与亲情的庇护，侠骨与柔情在法律上结合的这样完美。

    然而，常人眼中的法与情的冲突如此显眼，以至于人们认为法是刑，法是铁，甚至面目狰狞。于是乎“法律无情”便很自然了。其实，这只是法的一面，从内涵来说，法是柔性的，乃至于深情款款。正如耶林所言：“所有与法正像双面雅努斯神的头，雅努斯神向某一些人只现其一面，而向另一些人仅现其另一面。”

    问世间法为何物？古罗马法谚云：“法律乃善良与公正的艺术，”作为权利、自由的体现，公平、正义的象征，“法，非从天下，非从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西方法降于世间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人性恶，需要法惩恶扬善。具有伦理法特征的中华法系精神更是沟通了天理与人情，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结合，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统一。而孟德斯鸠则这样评价权利法之代表的民法：“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国家。”“法律为人而立，法律也应为人而生。”因此，立法者和法学家往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们制定法律非闭门造车，而要发掘人情民意，考察习俗伦理，就连古代主张严刑峻法的商鞅也指出：“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则不成。”西方自然法学派“恶法非法”观念更是反证。法顺乎情，合于理，冲淡了法的僵硬与冷酷外貌，强化了法与民众的亲和力，从而使法的推行更有人文和民众基础。

    法之运行中，对司法人员铁面无私的高尚职业道德要求，并非让其无情无义，恰恰相反，他们要有公正、怜悯、爱人之心。为什么古代公正执法者象征的包拯的故事被津津乐道？不外乎人们对他这样的认识：亲孝、爱民、刚毅、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相反，司法中的钱权交易、私情枉法只会导致民众对法的不信任和曲解，从而否定司法本身。

    同样，法的规则体系也不是一个无情的植物人。且不说古代“亲亲相隐”所体现的法对亲情的关心与呵护，且不说作为现代伊斯兰法核心的《古兰经》所宣扬的宗教伦理与安拉一性，且不说劳动法对儿童、妇女的特殊“照顾”，且不说婚姻法中夫妻相互忠实义务的规定，使爱情的圣洁在婚姻殿堂中延续，更不说动植物保护法显示的法律对万物生灵的博爱，单说法律“无情”的代表——刑事法就是一片良知与情感的沃土，在这沃土之中并生着法律的正义与法律的温情。无论是古代由“缇萦救父”引发的废肉刑改革，还是现代人们对刑事正义中人权保障的呼吁，情感和良知无疑是其中的催化剂。

    法非草木，孰能无情？当现代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当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沐浴在法律的阳光之下，享受其温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法律的天空如此湛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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