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涉法上访问题已成为人民法院和全社会关注的问题。除确因有问题而上访外，相当多数是不服法院生效的裁判而上访；经复查后申诉确无道理被驳回持续上访；法院尚未开庭审理，怕法院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而提前上访；要求超出现有政策和法律规定，有关部门或对方让步不满足长年上访；其案件事实清楚，裁判正确，在虚荣心等各种心理作用下，虽感到理亏，但下不了台。缠诉上访，以访谋生。
上访者往往趁重要会议、重大节日期间，摸准领导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规律及接访程序，上访申诉；有的专找主要领导，在领导办公室软缠硬磨，堵领导汽车，喊冤叫屈；有的在机关大门口大吵大闹，甚至恶意攻击，出气泄愤，扰乱机关正常办公秩序。使群众误以为又是法院裁判不公，使法院有苦难言。然而，涉法上访者的特点、成因是什么？应采取怎样的对策？
笔者就近几年直接经历30起刑事涉法上访案例进行调查，并提出了对策。期盼社会各界能关心、理解和支持法院的工作。
刑事涉法上访案件的特点
最近几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委和上级法院的领导和指导支持下，通过与兄弟政法机关的密切配合，成功处置了诸如“三星”、“百花”公司非法集资案，七里河村发生的康岭山雇凶伤害案，黄新故意杀人案等多起刑事涉法群访事件，有力维护了省会城市的社会稳定，体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得到了省、市主要领导同志和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
1999年至今五年多时间，郑州中院审理的刑事案件形成各种类型上访的约有40件，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实际评价意义的约30件，其基本情况和特点如下：
（一）从案件审级看：一审涉法上访27件，约占90%；二审涉法上访3件，约占10%。过多的一审上访，不仅给省市两级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造成了压力，也给一审法院增加了审判难度。
（二）从案件性质看：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如黄新故意杀人案、康岭山雇凶伤害案等，有23件，约占70%；涉黑案件2件（王振松、王张勇两案）；非法集资案2件（“三星”、“百花”两案）；其他性质的3件，如高桦贪污案、王宝菊职务侵占案等。可见，涉法上访案件具有多元化趋势。
（三）从上访人员的构成情况看：被害人单方上访的16件，如牛三畏故意杀人案等，占全部上访案件一半以上；被告人单方上访的案件有8件，如王甲进故意杀人、高桦贪污等；双方当事人都上访的6件，如王振松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黄新故意杀人案等。可见，被害人一方上访仍是主流，被告人一方上访短期内尚难形成“气候”。
（四）从上访规模和层级看：有六案（王振松、康岭山、黄新、牛三畏、“三星”、“百花”）曾围堵省委、省政府大门和到省人大会议群访；有二案（梁承军杀人案、“月亮船幼儿园”教学设施重大安全事故案）曾围堵市委、市政府大门；有八案赴京上访并已成为上访老户；有十四案曾分别向省、市政法委、人大、信访局、上级法院等机关上访。集体上访的压力仍在市区范围之内。
（五）从消化控制情况看：目前除了王甲进故意杀人等八个已结案件的上访老户、赵占一故意杀人等五个正在审理阶段案件的上访，正按有关规定控制外，其他诸如康岭山雇凶伤害、黄新故意杀人等十八起案件，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和消化。用方法得当，措施有力，大部分上访案件是可以得到有效处理的。
刑事涉法上访案件的形成原因
经对涉法上访人员反映问题的排查、归类和分析发现，导致刑事案件上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事人对现行法律规定的误解
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确立了一些新的原则和标准，例如“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无罪推定”、“慎用死刑”、“举证责任”等。但当事人往往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提出了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访要求。例如，从“杀人偿命”的传统理念出发，被害人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从传统的“自卫”理念出发，被告人要求法院判其无罪。黄新故意杀人案的被害人，在郑州中院审理此案期间就曾数次围堵省委大门，强烈要求判处黄新死刑；王振松等55名被告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院庭审刚结束，被告人一方家属近百人即去围堵省委大门，认为该案被告人是合法正当的经营行为，不仅无罪，而且对发展当地经济有功；“三星”、“百花”两大非法集资案数以万计的储户，要求参加附带民事诉讼，甚至认为政府不该查处此案，要求政府代为兑付，等等。凡此种种，这类上访案件都是当事人对现行法律规定的不正确理解所致。
（二）案件证据的先天不足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定和处理刑事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特别是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当更高、更严。如果证据上出现差错，势必动摇案件的基础，导致案件错判。由于受传统证据理念的影响和科技手段的制约，使一些案件甚至是重大命案的证据存在着先天不足。例如，黄新故意杀人案，死者刘燕（系一女性）体内提取的两名男性的精液这一重大证据疑点始终得不到有效排除；林培兰故意杀人案和李延生投毒杀人案，均缺乏用于锁定被告人进入现场并实施犯罪行为的客观物证；赵占一强奸杀人案事发1990年，有两名女青年被奸杀，但缺乏实物证据的提取与鉴定；刘冰故意杀人案，遗留在死者身旁的一本小说《剑傲霜寒》在来源上未得到及时确认，同时又缺乏其他客观证据；孙新柱故意杀人案，死者的真实年龄与骨龄鉴定年龄存在着3岁的差距，等等。证据的先天不足，势必影响办案进程和判决结果。首先，对证据的欠缺和疑惑，法庭需要调查核实，甚至需要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由此难以及时审结，造成被告人超期羁押；其次，对于主要证据欠缺，重大疑点难以排除的，只能判决被告人无罪，例如，黄新、林培兰、李延生三起故意杀人案，均被判决无罪；第三，对于符合“两个基本”要求的案件，为慎重起见，只能“留有余地”判刑，如孙新柱案件，就因年龄上的疑惑，被判处死缓。而对此三种情况，被害人均不答应，对于超期羁押的，被告人也不答应，由此导致单方或双方上访。
（三）新闻媒体的误导
近几年，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但某些媒体对案件的不客观报道，一旦与当事人的某些要求形成“契合”，就很容易误导当事人上访。例如，牛三畏故意杀人案的被害人及当地群众，就是拿着省会某报的一篇报道到省人代会群访的。该报道称：公安人员从死者手指甲缝中提取的物证（搏斗中留下），经鉴定是牛三畏所留。依此报道，认定牛三畏作案可谓“铁证如山”，但经法院审判人员到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报道的这一证据情节纯属子虚乌有。再如，禹红伟杀人一案，省会某媒体报道：“案犯禹红伟被公安机关擒获”。而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却是禹红伟系投案自首，但被害人之父魏新生就是拿着这篇报道，到处上访告状，认为禹不是投案自首，而是被“擒获”，应判处其死刑。由此笔者还联想到，1999年底，郑州中院正在审理“三星”公司非法集资案期间，省会某报报道了重庆市政府“花钱买平安”，为当地某一非法集资案数万储户举债兑付的消息，此消息一出，“三星”案的储户奔走呼唤，群情沸腾，要求省政府照此兑付，引起了省会城市的一度不稳。
（四）审判人员的不当操作
引起涉法上访的原因除以上几点外，还有的与刑事审判人员的程序操作不当和工作不深不细有关，主要表现在：（1）审限意识不强，工作抓得不紧，审判效率不高，造成案件超期，甚至形成对被告人的超期羁押，致使当事人双方有意见而上访。（2）有的审判人员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定位不准，告知权利不够，不知道抓住诉讼时机进行调解，思想工作缺乏应有的耐心，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当事人上访。（3）工作不认真，办案不细致，文书不讲明道理，甚至出差错，当事人不理解而上访。（4）正常的申诉渠道不畅，刑事再审案件立案难，也会使一些当事人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等等。
刑事涉法上访案件的预防对策
针对刑事涉法上访案件的现状及致因，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加强完善：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确保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所谓更新观念，就是要牢固树立现代刑事司法新理念，即把事关人权保障的“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公正与效率”等极其重要的法律原则和工作要求弄清吃透，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具体的诉讼活动中。要树立铁案意识，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使所办的案件都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社会的评价和法律的衡量。坚持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是有效防止当事人上访、化解不稳定因素的前提和基础。近三年，郑州中院依法宣告黄新、林培兰、李延生无罪的三起故意杀人案，检察机关未抗诉、被害人一方息诉服判，可以勘称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的典范。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好效果，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了“依法是前提，质量是基础”。
（二）依靠党委的领导、政府和上级法院的支持。对于重大不稳定因素案件，单凭法院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要使案件的处理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案件自身存在的疑难问题，以及开庭、宣判、执行等重大诉讼活动，都应主动向党委请示，与政府和上级法院协调，以争取最大的支持与配合。郑州中院在处理康岭山雇凶伤害一案过程中，死者家属将被害人陈尸家中，并扬言：如不判处康岭山死刑，就抬棺上街、堵路，甚至提着人头赴京上访。该案的一审、二审开庭，以及最后执行死刑等各个环节，经报请市政法委协调，管城区委、区政府派工作组常驻该村不间断的开展工作，市公安局抽调警力上千人次，有力配合了法院，确保了这起案件整个过程的万无一失，使这起重大不稳定案件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
（三）及时发现苗头，及时进行处置，变被动接访为主动走访或领导约访。实践证明，刑事案件中的上访苗头，通过对案情的分析和对当事人的了解，是能够及时发现的，发现的越早就越容易解决。例如，王宝菊职务侵占案，该案在二七区法院一审过程中，村民对王宝菊的犯罪已有强烈反映，要求法院重判。在二审期间，郑州中院及时走访村民，并由庭领导直接约见了村民代表，倾听他们对该案的要求，并向他们讲解法院定案应当遵从的法律原则，从而有效化解了可能形成的群访事件。再如，王张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我院向该案的李启军、李玉兰送达二审判决时，二李表现出了过激情绪，并扬言要进京上访，如问题得不到解决，就破罐破摔！庭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约见了该二人，向其详细讲述了一、二审判决对他们定罪量刑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以及申诉的法律渠道，由此打消了他们赴京上访的念头，把他们引向了申请再审的诉讼渠道。
（四）运用刑罚的特殊功能，抓住时机进行调解，化解矛盾。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普通的刑事自诉案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进行调解的。但刑事诉讼中的调解，非常讲究时机和策略。对“命案”来说，能够调解的主要是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情节的案件。一方面，按照这些从轻情节，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让被告人家属多拿些钱赔偿被害人，使被害人在判刑要求得不到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能够通过经济上的补偿，求得心理上的相对平衡。例如，郑州中院在处理梁承军故意杀人一案中，就成功的运用了调解方法。梁承军作案后在逃三年，后在其亲属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害人强烈要求法院对梁判处死刑，并组织上百人围堵市委大门，但依照法律规定，梁有投案自首情节，原则上不能判死刑。承办此案的法官抓住这一时机，分别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即对于被告人一方，要求其尽量满足被害人家属的赔偿要求，否则，虽然有自首情节，也不能得到法律上的宽恕；对于被害人家属我们则向其讲明该案有利于被告人的一些情节，打消其“一命抵一命”的心理。经过深入细致的调解，最终以赔偿10万元，对梁判处死缓，被害人撤回民事诉讼，圆满结案。被害人家属拿到赔偿金后，对承办法官的工作态度和判决结果表示满意。
（五）疏通申诉再审渠道，有诉必立，有错必纠。目前在对生效裁判的再审立案上，刑事案件所占比例极小，不到全部申请再审案件的3%，再审改判的刑事案件则更少，就一个法院来说，再审改判一个刑事案件的情况可以说是“多年不遇”。刑事案件的再审少、改判少，一方面说明案件的处理质量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也有出于“刑事案件性质特殊”、“生效裁判的稳定性需要维护”等的考虑。但这种申诉难、改判难的现实，使当事人放弃了申诉，选择了上访。如果郑州中院疏通了再审渠道，通过再审，认真审理当事人反映的问题，即使再审维持了原来的判决，也能起到稳定当事人的作用。例如，韩新峰强奸一案，郑州中院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被告人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但之后韩新峰的父亲韩全德长期在北京上访，成为上访老户。韩全德认为，其子韩新峰与死者王××系恋爱关系，案发当晚，其子虽对王××图谋不轨，但系未遂，王××后来服毒自杀是由于王的父母干涉婚姻自由所致，其子不应对这一死亡后果负责。我院将韩全德从北京领回后，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经过再次开庭审理，并经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认为韩全德的上述申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裁定维持了原判，韩全德上诉到省高院，经省高院二审审理，驳回了上诉，维持了郑州中院的再审裁定。韩的申诉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其通过参加一、二审法院的再审活动，再加上中院承办法官的仔细讲解，韩全德服判，自此不再上访。这一实例表明，只要把上访人员依法主动引入再审渠道，让其参加再审活动，不论诉讼的最终结果如何，都能起到稳定当事人的作用。
（六）坚持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建立完善重大疑难案件的“请示前移”制度。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检、法机关不仅有明确的职能分工，而且还有相互的配合和制约。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是三机关的共同责任，而不是把发现的问题和矛盾简单的推卸和上交。公安机关对立案侦查的案件，一定要及时迅速的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对其批捕、审查起诉的案件，一定要严把证据的审查关。对于公、检两家在各自诉讼阶段发现的重大疑难问题，特别是证据问题，应主动协调解决，必要时还应主动请示政法委协调解决，以便统一执法思想，统一案件认识，而不能把“夹生”案件诉至法院，造成案件在审判环节“翻烧饼“，浪费司法资源，累及当事人，酿成不稳定。以上刑事涉法上访案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审判环节都经过了多次反复，而有些案件如黄新故意杀人案的证据问题早在侦查阶段就凸现出来，但还是“夹生”诉至法院，并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形成长期多次反复，最终又被法院判决无罪，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七）建立和完善刑事案件的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报道是必要的，但同时应是慎重的。因为新闻报道与内部情况反映存在着质的不同，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媒体对刑事案件报道的慎重，主要宜从两方面抓起：一是实行归口管理。公、检、法三机关都要有专设的管理部门，并建立相应的案件新闻发布制度，避免案件信息的多渠道流出；二是报道内容要简约。凡涉及案件的个性证据、作案手段、关键情节等有可能造成对当事人误导和社会负面影响的内容，在法院生效裁判宣告之前，均不予报道。郑州中院目前正在着手此项制度的建立工作，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责编/小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