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的疲软，带来的是管理和执法的双重困境。当务之急，更需要完善法律的相关规定，堵住利用孩子乞讨获利的漏洞。

    前两天，两名儿童一边唱歌一边下跪在南京地铁里乞讨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据了解，目前南京地铁里的职业乞丐，是妈妈带着孩子“组团”行乞。用亲生孩子当道具，骗取他人的同情心，自己就能轻松坐享月入过万的不义之财，这样的“妈妈丐帮”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单就利用未成年人行乞、让孩子成为“乞二代”这一条，法律就不能容忍其存在。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同情心被“妈妈丐帮”等职业乞丐利用后，再碰到真正需要救助的孩子或其他对象时，谁又还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再有不法分子利用拐卖的儿童乞讨时，谁又还会再去报警挽救这些可怜的孩子？社会的冷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如“妈妈丐帮”般的不诚信者给加剧了。

    “妈妈丐帮”崛起的背后，从表面上看，是“只要能致富，乞讨也不丢脸”等“乞讨村”“乞讨乡”长期乞讨“文化”下衍生出来的怪相，但本质上还是疲软的法律规定所造就的局面。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虽然规定了组织儿童乞讨罪，但那只限于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情形。在现实中，“妈妈丐帮”让亲生孩子乞讨，孩子的辨别能力有限，对父母的行乞要求很难说不；尤其是对那些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幼儿，无需暴力，更别说使用暴力；而且“妈妈丐帮”还随身携带着孩子的出生证明呢，能随时证明孩子是亲生不是拐来的，所以对“妈妈丐帮”还难以按照现行法律用刑罚来惩治。

    在行政处罚法律方面，对“妈妈丐帮”也比较疲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但行政处罚的种类繁多，由于此条规定过于原则，该给“妈妈丐帮”何种处罚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有的地方法规仅仅是规定给予一定的罚款。

    法律规定的疲软，带来的是管理和执法的双重困境。地铁公安对此表示有苦难言：送回原籍，随时卷土重来；送进救助站，工作人员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出来了……乞丐“输出地”政府也表示有苦难言：尽管当地政府每到开学时节派出工作组到学校、村镇劝说村民不要外出乞讨，可还是挡住村民外出乞讨致富的脚步。

    古人说“穷则思变”，可再怎么穷，也不能把孩子当成“乞讨致富”的工具；再怎么变，也不能使孩子沦为“乞二代”。要破除这种怪状，需要动用包括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力量予以综合治理，当务之急，更需要完善法律的相关规定，堵住利用孩子乞讨获利的漏洞。在刑法的谦抑性下，还难以通过修法来对“妈妈丐帮”治罪，但在行政处罚方面要做足文章，细化规定，对“妈妈丐帮”的处罚不能止于罚款，要综合运用拘留、没收违法所得等手段，既要尽可能地压缩其利用孩子外出乞讨的机会，又要打压其乞讨获利的空间，使其难以达到乞讨致富的目的。目的不能时，其驱动力自然有限。另外，还要借助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将“妈妈丐帮”列入“黑名单”，让其付出应有的失信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