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夏，我考上了省城一所有名的中专学校--河南省司法学校。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吃饭，家住县城的同窗好友李君骑车到我家，累得满头大汗，将司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的家中，我的父亲接到那张纸东西，欣喜的神情难以言表。对李君的到来感谢不已。说当天下午，他到学校看录取情况，见有我的通知书，便主动承担了给我报喜的任务。看着这位好友高兴而又替我高兴的神情，我为他诚挚的同学情谊而感动。

    第二天，我“考上了”的喜讯便在村子里家喻户晓，乡亲们都在传说我考上了大学，他们见了我也比平时热情了，仿佛我不仅给我和我的家人争了光，也给乡亲们争了光。我们那里有一个规矩，谁家有了喜事，总要热闹一番，庆贺一番，乡里乡亲的，请客吃吃饭，也让大家分享点儿喜悦，先是请说书，后来是放电影。而放电影作为贺喜习俗，到今天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更加隆重了，由当时的一场扩大到了三场。

    我们家里虽然很穷，但父亲觉得脸上有光，还是放了一场电影。

    请了村上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大小队干部，还特意请了小学和初中教过我的老师。村上先前考上学在县城工作的几位也回来捧场。

    在吃饭闲谈中，我听到村人们议论，我们村过去识字人少，秀才也没中一个。这几年村里连年考上中专生，也算是地气不薄。老实说，二十年前在农村不管考上啥学，只要是高中毕业考上去的，中专也好，大专也好，本科也好，一律称考上大学。这样称呼虽然不准确，但有它的道理，当时哪怕是中专生，国家都包分配，可以吃皇粮，效果是一样的。要知道，当时每年全国高招录取一、二十万人，入学率百分之几，考大学真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困难。如今呢，全国每年招生几百万人，升学率占高中毕业生的一半以上。两相比较，二十年前能考上学，那个不是班上和年级的尖子生。那时的中专生真顶上今天的大学生了。

    忙过了这些，离我报到入学的日子近了。父母不再舍得让我下地干劳力活，而是让我在家轻轻松松，准备报到。一天晚上吃过饭，父亲把我叫到屋里，我见他一脸郑重，不知要说什么重要的话。迟了一会儿，父亲说，你考上学不容易，可要好好的上。毕业后工作干点儿事，给家里争光。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暗暗下决心。

    父亲接下说，我过去没跟你们兄弟说过，其实二十年前我也考上了学，因为家里困难，出不来，我没有去上，一直就这样捂没（霉）了。

    我感到有点儿吃惊，因为我先前从未听父母亲和其他人说过，不知道父亲还有一次跳出“农门”的机会。

    父亲说，因为爷奶年迈体弱，他高小毕业就回家务农，但他一直都想出去，不肯放过机会。那一年他和同村一位伙伴去郑州办事，见一所铁路中专招生的启事，就去应考。接待人员告诉他们已经考试结束，但还没改卷。父亲问他们能不能“补考”，接待人员很同情父亲他们的身份和求学愿望，经请示领导后同意他俩补考。没想到半月后，家里竟收到了铁路学校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和农转非手续。父亲是多么高兴呀，想着要“出来”了。谁知跟结婚不久的母亲说，母亲死活不同意父亲出去上学，虽然父亲可以转成城市户口，毕业后可以分配工作给家里挣钱。当时母亲没有看到父亲上学后的优越性，只认准一条，那就是家里的实际情况，爷奶年迈体弱，单门独户，母亲又怀上了她和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哥哥）。父亲上学走了，家里谁管，千斤的重担不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哭哭啼啼，父亲也说服不了母亲。父亲抱着一线希望，拿着通知书到姥爷家给姥爷说，哪知姥爷也不赞成父亲把母亲丢在家里去上学。父亲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次出去的机会，在家里盘腾着：修地球，养家糊口。

    听了父亲讲的故事，我的心一阵难过，还有从未有过的震撼。父亲曾经有过上学和工作的机会，却被当时的困境束缚住不能出来，父亲该是多遗憾，多痛苦啊，可是父亲没有给我们兄弟说过，一直在心里埋藏了二十年。

    后来，我曾问过母亲，父亲好不容易考上了，还能转户口安排工作，为啥不让父亲去上。母亲平静地说：你哪会知道那时的情况，家里难啊！我能够想象家里当时的困难，但一个“难”字就能够成为让自己的丈夫放弃进取机会的理由吗？是不是还有怕丈夫当陈世美的隐忧呢？母亲这辈子难道没有为父亲惋惜过，没有为自己后悔过？

    这话我没有问过母亲，但我知道母亲肯定为父亲惋惜过，为自己后悔过。她肯定为自己的“短视”和不够刚强而后悔过。但当时的家庭困难确实是父母无力摆脱的。我曾经想，假若父亲当时冲出了家门，上了学，成了非农业户口，有了工作，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该是怎样的影响，我实在估量不出。命运啊，命运，人有时在它的面前竟是如此无能为力！

    报到那天，父亲抱着复杂的心情送我到学校，我也抱着复杂的心情走入了在那里求学两年为我走上社会奠定基础的河南省司法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