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清朝皇帝，一代雄主，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父亲雍正皇帝建立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史可法是明末著名的抗清英雄，是南明小朝廷为抗击清军殉国的最高将领大臣。他抗清扬州，城破被执，不屈而成仁，被葬在梅花嶺上。至今梅花嶺畔的史公祠还被无数敬仰他的人所凭吊，成为古城扬州最著名的胜迹与圣迹。

    可有多少人知道，史可法祠的建立是由于乾隆皇帝的敕令和倡导，又有多少人知道康熙皇帝为褒扬史可法这个明代忠魂，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诏，谥号，撰文，写诗，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史话！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政权早已稳固的乾隆皇帝下诏，令在扬州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旁建史可法祠。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十一月，乾隆皇帝《赐谥诣旨》称史可法为“一代完人”。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正月，乾隆敕赐史可法谥号为“忠正”，其后，又亲笔题写“褒慰忠魂”四字。此年仲夏又撰诗一首，复令大学士于敏中、刘墉等十几位大臣咏和题跋，置于史公祠中。乾隆之诗为：

    “纪文曾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

    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

    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

    并命复书画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扬。

    在第一句后，乾隆自注曰：乙末冬，命大学士九卿等核胜国殉节诸臣事实，定议予谥，可法得谥忠正。诗后则跋曰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画像并其家书装卷呈进，乞书御制书事文，因成是什题卷首，而向所制书事一篇及可法复书，则命大学士于敏忠书于卷内，即以此卷邮发两淮盐政，置梅花岭可法祠中，并听摹镌祠壁以垂久远。乾隆丁酉仲夏御笔。

    最能体现乾隆对史可法褒扬之情崇敬之心的，还是他亲撰的《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书事》一文：

    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明臣史可法书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其知其何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库册，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

    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之意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史可法拒绝清豫亲王多铎之劝降并复其书，是史可法抗清的精采之笔。这篇论文明白告诉后人，幼年的乾隆即羡闻其祖先致书劝降史可法之事，也闻知史可法复书其祖先睿亲王投降之事。其为了弄清事情的细节真相，搜寻史可法复书历尽周折。先是命儒臣物色之而不可得，又命人寻之书市及收藏家亦不可得。最后命臣工索之于大内档案库存之册，乃始得焉。而其卒读一再，深为史可法“强辞以辩”的“尊明之义”所感动。“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无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史可法之忠，在乾隆看来“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完全可以和南宋抗金名相文天祥相提并论，评价可谓高矣！

    我很奇怪，那些投降清朝为大清定鼎中原统一中国贡献甚大的明朝大臣如洪承畴、钱谦益、王铎之流，在清朝钦定的《明史》中被列为《贰臣传》，显出清朝统治内心所不齿，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拚死抵抗拒不投降壮烈殉国的大明忠臣史可法，却被清朝列在忠臣传上，并一再褒扬，诏令建祠致祭。这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和历史逻辑令人深思。那就是真正的英雄人物，是会得到历史乃至他的敌人的肯定和尊崇的。文天祥是如此，史可法也是如此！而那些变节投敌的人，不管其地位多高贡献多大，也不会得到历史的眷顾，就连他投降而事之的敌人，也不会正眼看他。

    由此我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连他的敌人——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的正直的政治家都发自内心的尊敬甚至崇拜他，可国内的一些所谓“精英们”，罔顾历史，无端的造谣诽谤，污蔑，诋毁，贬低，丑化他，妖魔化他，真不知这些精英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心胸之狭隘仇视，也或是卖国的汉奸一样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用，使亲者痛仇者快，实在可悲。所谓的精英们对“文天祥、岳飞、史可法是否称得上民族英雄”的疑问和争论，也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无知和糊涂！

    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出现了自己的英雄却不知道尊重敬仰自己的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个道理应该值得我们的每一位国民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