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2001年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引发村组与承包鱼池的老人对峙法庭，各自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对话中言辞激烈，矛盾重重。而最终，在中牟法院民二庭法官杨景慧的多次协调下，双方矛盾圆满化解。

    2001年4月1日，朱塘池村民委员会木楼村二组与村民赵秀丽签订了一份《渔池承包合同书》，约定村组将6.6亩渔池承包给赵秀丽使用，每亩每年承包费为400元，合同期限20年。合同履行至2006年时，赵秀丽拒绝交纳承包费。木楼村二组将赵秀丽告上法庭，要求终止双方的渔业承包合同并支付拖欠的承包费2万余元。

    接到起诉书后，赵秀丽委托其婆婆朱秀玲为其全权诉讼代理人。朱秀玲老人已经69岁了，身材瘦小却精神矍铄。朱秀玲代被告进行答辩并提起了反诉，称不交纳承包费是因为木楼村二组违约在先，交付渔池时，水井、线杆及电线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后使用时发生事故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且村组于3月突然将渔池的主电线电源掐断，致使被告至今仍无法养鱼，要求木楼村二组赔偿其各项损失7万余元。

    相对于民二庭审理的其他案件而言，该案的标的额并不大，但是双方积怨已深，一方是村组，一方是曾赴京上访过的老人，主审法官杨景慧十分谨慎。为了切实化解双方的矛盾，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地调查和调解。

    组织双方进行第一次调解时，双方均坚持各自的诉称意见，争议较大。第二次调解时，还邀请了刘集乡干部参加，对双方作了大量的安抚和劝解，但终因分歧过大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第三次，由于交流中双方心存怨气、措辞不当，更是各自加码，难以调和。

    调解工作陷入僵局。一天下午，朱秀玲老人来到杨景慧办公室，告诉他自己又将赴京上访。杨景慧十分惊讶，笑着问老人：“大娘，是我什么工作做得不到位吗？”老人说：“你挺好的，我不是上访你，我是上访村组，我要讨个说法。”杨景慧耐心跟老人交流，劝慰老人：“大娘，你看，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由我着手给你们处理了，您得对法院、也对您自己有信心，有理不怕说不清……您年龄这么大了，来回奔波您身体也受不住，上访的确是反映问题的一个途径，但不实际解决矛盾，您看，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让我给大家做做工作……”一番劝解，老人终于放弃执念，回家等候，主审法官却倍感压力。

    事实是公正的基础。为了查明事实，杨景慧来到朱塘池村，找到合同签订之时的老组长与现任组长了解情况，并对几位当事人进行多次询问。调查中发现，本案被告代理人朱秀玲才是鱼塘的实际承包人，因为不识字，在2001年与村委签订合同时由其儿媳妇赵秀丽代签，该鱼塘实际纠纷也是朱秀玲与木楼村二组之间发生的。为了核实鱼塘现状，杨景慧还带领审判人员对鱼塘环境进行了现场勘验。

    之后，杨景慧组织双方进行第四次调解。当天的调解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意见分分合合，有几次双方都有了合意，又因为只言片语的争执而全部推翻。考虑到面对面交流引发的情绪波动，杨景慧改变调解方式，采用“背靠背调解”，分别作双方的工作，提醒双方要将心比心。双方将长久的怨气发泄出来，又基于对法官的信任而接受法庭劝解，终于放下这场持续几年的抗衡，最终握手言和，达成一致意见：木楼村二组与赵秀丽自愿解除双方于2001年4月1日所签订的《渔池承包合同书》；木楼村二组自愿给付赵秀丽补偿款五万元；赵秀丽从渔池上搬离并将现场拆除清理完毕。

    一份鱼池承包合同，随着时代变迁以及履行中的琐碎纠纷而引发十几年后的争执与抗衡，矛盾易结不易解，一份调解协议的达成凝聚着不可估量的付出和辛劳。

    正如杨景慧法官常说的：“调处纠纷的前提是尊重当事人，听当事人把话说完，要从倾听中去学习和体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无边界，进无止境。我们不能机械地、高高在上地简单判决，应当深入其间不怕麻烦，找到纠纷的症结，修复而不是去破坏，彻底化解并治愈积怨，这就是我心中的司法为民、为民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