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那是否仅有法治便可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法治与人情究竟孰轻孰重？是否冲突而不可调和？这些不仅是许多专家学者苦苦思索的论题，也是不少法律人在司法实践中时时面临的难题。梁治平先生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一书作为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论著，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在本书导言中，梁先生这样写道：“法律文化所要研究的，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和态度。它要问，人们如何看待法律？他们是否愿意通过法院解决纷争？法官们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他们实际上又怎么判案？法在整个文化中居于何种地位？它有何种社会功能？它对此社会中的成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抱着这样几个疑问，以此为出发点，笔者阅读了这本书，并最终找到了较为清晰的解答，也产生了自己的思考。

    一个民族的法律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之中，这是法律生命力的来源。因此，“法律应该首先根据它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类型来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追求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合群济众”。一个“和”字贯穿着中华文化的始终，在“和”文化上形成的法律必然不会僭越这个范围。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把“无讼”奉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目标，把“争讼”视为有违“人情”的无礼之举。面对这种境况，一味批判排斥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和开放的胸怀，对传统的“人情”思想进行深入剖析，使之转化进而融入现代法治生命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理想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无争的社会，因此政府的职责以及法律的使命不是要帮助人们争权夺利，而是要协助人们定纷止争。在公民法律意识日渐成熟的今天，人们在诉讼过程中，仍旧有权利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这也是司法机关基于经济、效益、公平的原则考虑。如果将法治理解为简单的规则之治，忽略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基本伦理价值和人情作用的调节，那么，社会秩序、社会公正以至法律权威本身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知道，司法是社会的最后的救济手段，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上可资救济的途径多种多样，只有当一般的社会救济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时才应当动用司法手段。因为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就不可避免了，这就与中国社会所蕴含的“人情思想”相背离了。当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法律手段本身早已不足以应对一切问题，而传统的调解手段和新兴的仲裁制度则日渐显现其优势。比如一些法院采取的人民调解员派驻法院制度，即在法院内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借助人民调解员的力量，对已经诉至法院的部分民商事纠纷和刑事自诉案件在立案审查阶段，即开始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再启动诉讼程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官的工作压力，同时也实现了既解决矛盾，又不伤害和气的社会目的。因此，积极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和优越性，减轻法院的压力，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法治反映了对秩序的维护，人情反映了和谐的追求，法治与人情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对现实秩序的努力维护。如何创造性地对“人情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尊重民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寻求法治与人情在社会生活中的完美结合，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崭新问题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