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有一个小女孩的名字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悦悦——一个年仅两岁的女童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撞倒，遭前后轮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女童倒在血泊中后的七分钟内，其身边经过的人有十八人之多，竟然都不闻不问。直到第十九位路人，一位捡垃圾的女士，把孩子抱到路边，并找到她妈妈，才将孩子送医院。现在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后脑盖骨切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

    在大家对这18个人进行声讨的时候，有人提出“见死不救”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还有必要把这个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责任，将“见死不救”入罪。对此笔者想提出不同的意见。

    小悦悦事件反映出的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事情，而不是法律的问题。道德与法律同为社会规范和社会调整形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部分是重合的，将违反道德的行为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围，是立法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是道德也区别于法律。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是保持社会秩序稳的定最基本层次，道德则在法律之上有着丰富的内容。尽管法律可以通过其威慑力迫使人们就范，但若没有人们对“见死不救”危害的普遍道德认同，没有人们对于见义勇为发自内心的追求，那么即使将“见死不救”入罪，也注定将是失败的。要么会因为触犯法律者太多而使群众叫苦不迭，要么会因为难以操作而导致法律条文虚置。

    普通民众对于“见死不救”行为的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律是理性的，我们仍然要对这一行为保持必要的冷静与克制。“见死不救”不应仅从个人身上寻找原因，只是给个人治罪，这有失公允。中国目前出现“见死不救”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以及国家相关制度和法律的欠缺，这不是仅将“见死不救”入罪就可以解决的。

    同时基于人类有限理性、人性复杂、成本约束等实际情况，使我们有必要务实地放弃一些对恶的清除和根治情绪，容忍一些恶的偶然发生，除去我们脑子中用法律手段去荡除社会上所有的恶。极少数的见死不救行为，可能就是目前社会不得不容忍的一种恶，人性非常复杂，即使再高尚的社会都不乏这种丑行，对理想的过高奢求，反而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虽然国外在“见死不救”这方面有着相关的法律，一些国家叫做“拒绝援助罪”。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项罪名成立有着非常严格的前提，比如要充分界定救助者与被救人之间的关系，如是否为亲属或者恋人等；以及在救助者是否造成伤害等一系列前提下，才能成立。

    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它在道德曲线上取的是一个中线，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庸的标准，这个中线的标准即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接受并通过一定程序法定化的道德标准。如果一切公序良俗范畴的行为都想通过法律来解决，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为以法的名义对道德行为过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泛法律化实质就是一种道德专制或道德暴力，所以设立“见死不救罪”应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