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名重要法治人物，受到历朝历代百姓的追捧，黝黑锃亮、镶嵌月牙的铜锤花脸已经成为戏剧中公正廉明人物的代表。经过历史演绎，包公被民间神化，他不仅能公正处理世上的纠纷，还能在阴间实现因果轮回的转换，“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开封、合肥、肇庆等地建有包公祠，台湾、澳门、新加坡等地建有包公庙。

    包公精神已经上升为中华民族对法治思想的图腾，不同国家的华人纷纷来到包公祠，来敬仰这位刚正不阿的官员。在现代社会，人们诟病国人缺乏法治信仰的同时，走进包公祠，细细领略与体会其中的文化与内涵，会带来对法治信仰的另一番思索。有人强调现代法治与包公办案有所差异，包公的办案方式不能为现代所用，那些人治与主观判断的理念应当抛弃。诚然，在宋朝时期，纠纷的处理方式与现代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我们在借鉴西方民主法治思想时候，对于自己的本土文化，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吸纳与融合，而不是摒弃。

    国人对法治的信仰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千百年来，包公的形象通过戏曲、小说等文艺载体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无形的丰碑。开封包公祠里《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包公的名字，因众多仰慕者的抚摸，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指印。那段清爽利口的五言诗也是被广为流传，“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来者羞。”再看看包公在史册上留下的那段话，不难看出包公的思想里一直都在贯穿着法治的精神，“发号施令，在乎必行”，“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对包公的仰慕，包含着对民主与公正的追求，把这种对个人的仰慕转移到制度与法治的建设上，才是培养现代法治信仰之道。近几年，司法学者与实务界普遍呼吁要树立法治权威，培养民众的法治信仰。信仰的树立不能依靠权力的推广，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机构的畏惧心理一直都存在，但畏惧与信仰是两个不同概念。信仰是发自内心地、由衷地思想追求，是一种能够自觉支配行动的意识形态。

    法治信仰的培养，需要一批象包公一样清正廉洁的法官严格执行法律，以个案的形式逐步普及法治意识。现代程序法过分强调法律证据，而忽视现实证据的理念，一些个案引发了人们的反思，坐堂问案式的办案方法能否适应我国现状，不得不令人思考。有人批判包案办案做到了实体正义，违背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但正义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实现，才是民众追求的结果，而不是实现的方式与方法。最近“马锡五办案方式”的复苏，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因为这种办案方式有它固有的优点，走到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巡回审判，这与当年包公审案有相同之处，能够被群众所接受。

    信仰的培养要深植于历史文化土壤，还要充分尊重民众的需求，如何将这种生生不息、从未间断的追求从制度层面予以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满足，是现代司法体制所有解决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