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正在加班,保安送来一份特快专递,打开信封,一小片儿纸滑落出来,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刘法官,千恩万谢你对我的帮助,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片儿纸,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它的来之不易与艰辛,把我的思绪又带回了办案的一幕幕,眼前映现出张国庆清瘦的面庞,右臂空荡荡的衣袖,惊讶出于他左手端正的书写······
几天前的一个中午,我办案回来,办公室门口放着一个鼓囔囔的化肥袋,而没有人。职业的敏感性让我警觉起来,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导致法官的职业危险性大大增加,“是谁放的?是什么东西?”一连串的问号迅速出现在我的脑海。张国庆来了,他说是他带的被子,官司打了两年,这回拿不到钱他就不回家了,住在法院。申请人张国庆系某焊管厂的职工,05年12月的一个下午,右臂被轧钢机压伤,造成右臂离断截肢,经鉴定为三级伤残,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法院判决焊管厂赔偿伤残他补助金、假肢安装费、伤残津贴,共计20余万元。他还说,他是给焊管厂干活受伤的,胳膊都没有了,到现在他们也不赔钱,找谁谁不管,治病借的钱到现在都还不上,反正已经妻离子散,生活无路,这回不解决问题,就挂牌上街,让媒体曝光,去上访,去省委省府,再解决不了就去北京,并且在办公室就要脱下他残臂的衣袖让我看。因该厂已因建纺织城而进行了整体拆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了变更,每次厂里的人一看是法院的来了,有说是来打工的,有说是来串门的,都是一问三不知,纷纷躲避。幸运的是,这次我们碰到了原法定代表人的妻子陈玲(化名)在厂里,她说:“这个事她也不当家。厂已经卖了。”我们返回法院的时候已是晚上7点钟,我看张国庆食宿无着,就自己掏出了一百块钱并且把他领到了法院附近的一个小旅馆,让他先吃点饭安顿下来。他也满口答应,并且说:“这么晚了,刘法官你也赶紧回家吧,别操我的心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来上班的时候,才知道他在法院门口露宿一晚,当时我非常吃惊!心情十分沉重······当我告诉陈玲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她被感动了,她说:“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法官自己掏钱给我们解决问题。”并且当场拿出二百元钱让张国庆先去吃住,倔强的张国庆拒绝了,他说:“我不要,我就是在街上要饭也能过,你们尽快给我解决问题吧。”稍微缓和的气氛又紧张起来了。我要求陈玲现在先给张国庆解决伍仟元赔偿款时,陈玲面露难色,她说:“只有三千元,刚收回来的货款。”我让她全部拿出来交给张国庆,张国庆又拒绝了,他生硬的说:“就这一点钱就想给我解决问题?就想把我打发走?我不要。”这还不够我来回跑路的钱呢。”一脸气愤的样子。期间,双方争吵不断,张国庆斥责陈玲没有诚信,不负责任;陈玲则大呼冤屈,说张国庆是违章操作才酿成的事故,谈判不欢而散。一连三天,厂长仍然没有露面,陈玲也不愿再付款,一直推脱责任、强调困难,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给她反复讲了张国庆的现状和困难,人的健康和肢体健全是千金难换的,让她对张国庆要有爱心和同情心。当陈玲送到法院2万元时,张国庆不接收,仍然执拗地说:“我都成这样了,2万块钱就给我解决问题了?”我一再给他解释,先给他2万块钱,剩下的继续协商,分期逐步解决。他不同意,非要一次性解决,陈玲说如果一次性赔偿到位,只给10万块钱,多了没有。张国庆又连续三夜都住在法院的大门口,怎么劝都不走,说什么都不听。当时我的压力非常大,他是一个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他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随时都可能酿成不稳定因素。我晚上总是10点钟才离开法院,早晨不到7点就来,夜里还要给值班室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为了他的事,我一筹莫展。吃不进,睡不着,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事情。爱人去外地出差,孩子一个人呆在家里,我晚上十点多钟冒着雨夹雪回去,听到我上楼的脚步声,孩子把小脸贴在防盗门上等着我,看着就像牢狱里的囚犯热切盼望铁窗外的生活,心中一阵酸痛.。。。。。。 几天来总是吃不好、睡不好。父亲脚肿得走不了路了也不给我说,害怕影响我的工作,一贯节俭的老人舍不得打的,父母竟然坐着公交车去看病,事后病情缓解了才告诉我这件事,我心里非常难受;年已七旬的婆婆牙疼的好几天吃不下饭,还要帮我照顾上学的女儿;堂妹结婚的大喜日子,我也正在处理张国庆的案件,不敢离开,总担心有突发事件;爱人身体不适,我不仅不能照顾他,他还积极支持我的工作,让我早点来法院,看看张国庆在这怎么样了。当想起这些对家人的愧疚,我禁不住潸然泪下。陈玲刚开始不理解,说法官光同情张国庆了,现在经济危机,厂里也十分困难。在给陈玲做工作的过程中,我以情感人,即讲法律、讲道理,讲人情,我说:“你再困难再可怜也超不过张国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只是经济上受损失,可是张国庆是身体上和精神上受损害。”陈玲也被我感动了,真诚地说:“刘法官,你真好,虽然你让我往外拿钱,但是我服气,以后有事我也找你”。表示最多赔偿给张国庆17万元。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我考虑焊管厂银行没有存款,强制执行不仅会加重双方的矛盾,还会导致案件的执结期限变长,可是几万元对于张国庆这样一个经济陷入困境的,残疾的农民来讲,就是他几年的生活费,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每一分钱对他来讲都和常人无法相比。协调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因为双方的差距已经在逐步缩小,我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可是,当时早已超过了下班时间,法院的财务上不能收钱,银行也已停止营业。所以约好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就来交钱。可是第二天上午左等右等不见来人,给她打电话,她说银行都是限额支取,要分好几家银行才能把钱凑齐,而且她说保证12点之前把钱交到法院,11点多钟陈玲来后,托词没有借到钱,想再次要求张国庆降低赔偿数额,下午焊管厂的代理人赵律师来了之后,要求张国庆先签协议,把数额定下来以后,马上就去银行进账。张国庆对被执行人已经没有任何信任感,他不签。他说“如果我签上了,也给你们让步了,你们再不把钱送到法院,怎么办?”在我苦口婆心的说合下,达成了一次付清协议。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执行人焊管厂以张国庆操作失误为由,坚决不负担执行费。此时已是周末,我周六可以加班,但是银行的对公业务停办,法院的财务室也没有人,即使焊管厂交来钱也没法儿收,只好再等。周一上午给陈玲打电话,她说正在取钱,下午准时送到法院,可是下午她又说没有车,不能来送钱,想要钱的话,叫我们自己去拿。因为涉及的款项巨大,又没有验钞器,不能轻举妄动,况且不巧当时庭里其他同事都去处理突发事件了,没有配合人员,没法儿去取钱。范强扬言:一分钱也不交了,爱咋办咋办。为了不功亏一篑,为了双方都兼顾,为了实现和谐执行,我绞尽脑汁,费尽周折。我承受着身心的疲惫,承受着对家人的愧疚,忍受着误解和委屈,继续努力!我不辞辛苦,往远在郊外几十公里的焊管厂跑了一趟又一趟,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为张国庆讨回了救命的钱!张国庆看我累得嗓子嘶哑,说不出话,悄悄地去买了一瓶“和其正”饮料非要让我喝,我哪里忍心让他花钱?坚持让他带着,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