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科学需要证成，证成的科学观点亦非庚古不变，永远真理。缪以流传，更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去校枉扶正。现在的研究表明：是天生聪明而不是后天使然的论调开始动摇了。
如果在学校时你的数学很差，你可能会怪罪你父母，因为他们这方面过去就是无药可救。也许你早就给你的孩子打了预防针，碰到数学题，孩子跟他父母一样也没辙。许多人相信，计算能力、智力通常由基因决定了。
科学家也持这种观点。最近几年来，大多数专家得出结论，智力取决于原始基因，后天培养只能有限提升个体潜力。这听起来似乎很合乎逻辑，同样的论调甚至扩展到关于种族的争论。智力测试反复表明犹太人和中国人比其他种族更聪明。大多数人命中注定要失败，整个族群天生优于其它种族，这种暗示听起来让人生厌。是科学使这种观点肆行，主要的研究似乎还加以佐证。
“我真希望我能自己豁免自己，”新书《智力，如何得到它》的作者理查德﹒尼斯贝特说，“不幸的是，多年来我购买了遗传论者声称家庭环境不起太大作用的断言。“这种想法极端不合适，因为它意味着勤奋工作对进步作用不大，幸好，现在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的。”
尼斯﹒贝特的看法是一个希望的信号。他认为，人的智商不但不决定于孕育时，人的潜在智力几乎是无限可塑的。对父母来说，这意味着，没一个小孩注定 要重复父辈的失败；对学校来说，没一个孩子会被毁掉——正确的环境将不仅教授孩子们事实，还会让他们更聪明；而对社会来说，这意味着一些社会组织的低能很可能源于文化而不是基因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他们。
然而，智力依赖于基因的观点来源于哪里呢？为什么它统治我们的教育系统和教育实践那么久？相信这种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分别被收养的年幼的孪生儿的研究，因为后来经检测，孪生儿智力显示出惊人的相似，研究者据此得出结论，智力肯定是天生的，孪生儿唯一共享的只有他们的基因组。查理斯﹒莫里和理查德﹒亨斯汀在《钟曲线》中说过这话，斯蒂文﹒品克在《空白石板》中也说过，斯蒂文﹒莱维特和斯戴文﹒杜伯纳也持同样的结论：“一个孩童的学术能力更多受其亲生父母影响，而不取决于其养父母。”
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尼斯﹒贝特试图将后天培养的作用恢复到它应有的地位上。这是一种带有巨大的政治性的扭转——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能成功推动政策制定者负起责任保证孩子们能够在最好的环境中获得潜质。那证据又是什么呢？首先，他再次深入审视分开的孪生儿，得出结论孩子被人为割裂了。研究者假定收养的家庭互不相同，实际上，被选作收养的家庭有很强的动力和能力给孩子一个好的开端。贝特说：“收养家庭，象托尔斯泰的幸福家庭一样，都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收养是一个你可以采用的增加孩子智力的最强有力介入法。他还说，“在一个中上层阶层环境下成长和一个在下层环境中成长比，智力比是12比18——相当惊人的结果。”中产阶层的孩子比工人阶层的孩子读的多，说的多，鼓励的多，这些都是影响智力发展的所有体验。推翻孪生儿研究结论是反对基因控制智力论的理由的其中一部分。
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结论来自吉姆斯﹒菲林的著作，他整理了过去一个世纪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智商测试。他的发现首先让自己都很吃惊：在每个十年中，最新的一代年轻成年人的智商似乎都上升了，平均比前一个十年高三个点。
“这怎麽可能？没一个人会选择性地养育高智商的人类，环境因素一定有巨大力量。”他的结论是，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被教育成以一种不同于我们前人的一种方式去思考。
这些归结到教育中就是：班级更小了，老师更加技能娴熟，我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在学校呆七年左右，而是要上14年学。对穷孩子和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这制造了特别差异。然而，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变得更复杂了。电视、电脑、书籍和报纸——大规模的触手可及——这会让50年前的人大吃一惊，每一样都以一种新的方式训练并挑战着我们的大脑。
菲林说“我们前人被每天的现实所固化。我们与此不同，我们可以运用抽象概念、逻辑和假设”。比如，在一个智商测试中我们可能会被问文兔子和狗有什么共同点。“正确的答案是他们都是哺乳动物，答案是基于假定世界上重要的东西以科学分类来说的。对一个生于1900年的美国人来说，这似乎很荒谬，没意义。”
通过援引以智商测试环球旅行的社会学家们和不熟悉智商为何概念的农民之间的对话，菲林阐释了他的观念：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先人不同。一个人被要求运用合理的方法去在有雪的地方尝试找出白熊。农民回答：“我只见过黑熊，我不讲我没看过的东西。”然而，我们思考、使用信息那种复杂性倾向并未停止，还在继续。例如，小家庭意味着孩子和成人有更多互动，而家庭其他成员会花时间上网，或玩让父母都不会玩的复杂游戏。甚至电视剧都变得更复杂：同现代、多选择性的电视剧比，1950年的简单故事看起来很郁闷单调而平庸。
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进步的：可存储号码的电话降低了我们记忆数字顺序的能力，卫星导航腐蚀了我们读地图的能力。
这些争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智力很难被定义和测定，实际上在这个领域中的一个伟大学者，亚瑟，延森对追求智力的定义是如此反感，他曾在1998年发誓永不再使用这个词（他违反了他的誓言）。菲林举了一个滑稽的悖论。“智力如果就象目前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样，那麽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明一个更好的智商测验，因为新测试会从定义上就背离衡量智力的东西。
教给冥想练习（呼吸、体位、身体认知），5天后就可以提高智商分数。鼓励自我控制：满足当下（奖励一个饼干）或以后给更好的奖赏（奖两块饼干），因为自我控制比智商分数更是一个考高分的好指针。
别夸大智力。只有努力才能聪明，否则他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做好的事实上而回避那些带来麻烦的难题。别奖赏他们喜欢作的事情，那样你会把游戏变成工作。实际上，不要过分表扬，不要批评小错误。我们的建议可能不受女士欢迎。“大点的孩子比小点的孩子更能长成更聪明的成人，不知是不是因为更高的智力或者仅仅是和智力有联系？干吗不这麽想呢？”爱丁堡大学的蓝﹒帝瑞教授认为，鼓励人们实现潜力是件好事情。
菲林的分析也给出理解为什么一些社会组织，象非洲人，在工作市场和学校表现很糟，在入监人数比例方面却很高（90000个英国犯人中，有11000个是非洲裔）。菲林的数据基于美国人口，最近他写到：“过去30年以来，智力测验显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智商分数差距达15分。”然而，他相信差距的原因在于童年背景的不同，而不在于基因。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出生时潜力似乎相似，然后才差距拉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黑人孩子持续落后于白人孩子，10个月大时，平均分只落后1个点，4岁时，落后4.6个点，24岁时，差距拉大到16.6个点。”他认为这种情形是由于很大一部分黑人孩子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单亲家庭中，智力激励层次很低。为进一步证明观点，他以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服务生的孩子为例，孩子1950年在德国成长，阻断了一切黑人的次生文化。对6岁和13岁各种族的孩子进行测试，孩子们拥有惊人相似的智商分数。
所有这些争论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智力只有通过和其他人对比才能被评估，这样的话每个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人会发现这种评估方法是有缺陷的。
下面是有关智商评估的一些重大事件。
智力评估
——第一个试图评估智力的人是弗朗西斯﹒盖尔顿，他在1800晚期曾作过。他相信智力特征和生理因素相联，他试图把智力同头的尺寸、视觉活动联系起来，这些实际上跟智商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失败了，但他的尝试激励了其他人。
——第一个智商测试是在1900年早期由阿尔弗莱德﹒贝尼特设计出来的，是为评估法国学童，发现那些需要额外帮助的孩子，他的成就仍影响着今天的智商测试。
——1917年，二战期间，美国军方为评估招募征兵，叫来了心理学家莱维斯﹒特曼和亚瑟﹒奥提斯，他们选取智力系数这个名词，设计了测验题进行测试。到1919年止，有2千万美国人参加了该测试。
——想更好的通过测试特别是军方的测试，这种需求推动了美国心理医生戴维。维奇斯勒创造出维奇斯勒成人智力等级，它首次于1955年发布，以后并不断更新。它采用包括语言理解力、工作记忆和逻辑能力等主要要素去评估智力，。维奇斯勒将智力界定为：一种能让个体有目的的行为、思考理性、有效应付环境的能力“。
——智商受多种因素影响。哺乳9个月后，智商可以提高7个点。音乐训练被认为也可以提升智商，基因也非常重要——一些基因的不同和认知技能差大有关联。
——1940年，智商测试能力的观点改变了英国教育，语言教育系统引入智商测试，学生们要参加11级的测验，1970年这个系统作为“政治错误”被广泛摈弃。
——曼莎，最高智商社群，成立于1946年，为那些智商高于最高值2%的人而设立，全球有100000个成员。
——智商得分曾经最高的是一个叫玛里琳.沃斯.萨文特的，现在他已经62岁了，他的智商得了最高228分，在八十年代连续五年被列为吉尼斯纪录（全球平均分是100分），这个排名伴随着对高智商评估的争议而被搁置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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