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中院在涉诉信访工作中，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法制理念，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又处处体现人文关怀。对于上访人的合理诉求认真的解决到位，对于无理上访者的不合理诉求释法明理说服教育到位，对于因长期上访造成生产生活极其困难的当事人，则给予适当救助到位。找准上访人上访的原因，对症下药，一案一策，多策并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当事人的好评。

    贺某离异后， 1984年与有妇之夫刘某相识，并发生两性关系，后贺某怀孕。1985年5月，贺某与他人再婚，8月贺某生下一子，孩子十余岁后长期患病，贺某家庭无力承担治病费用，贺某找到刘某称孩子系其之子，后二人带孩子一同去北京看病。孩子渐渐长大后，得知自己是贺某和刘某所生，于是多次找生父刘某要钱治病，刘某自感无力承担而拒付，后因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发生纠纷，引起诉讼。在诉讼中刘某称孩子不是自己的，不应承担任何费用，贺某称孩子就是刘某的，并要求进行亲子鉴定，而刘拒绝鉴定。后法院判决刘某支付孩子自出生时起至十八周岁时止的各种费用2.5万元。贺某认为判决的费用过少，要求增加抚养费，赔偿为孩子治疗的费用，并要求追纠刘某的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等进行上访。法院对案件进行认真的复查，认为判决抚养费酌定为2.5万元适当。法院对贺某上访的成因进行认真分析，力争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利用法律以外的手段争取从根本上解决贺某的上访问题。

    信访工作人员通过对案件的复查和与贺某多次谈心了解到；首先是贺对一、二审判决结果的不理解。贺文化程度不高，其所居住的村群众反映，一直以“有文化”自居，这从其日常生活习惯及穿着打扮上有所反映，在上访期间，据其自己所称，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自学，加上他人的所谓指点，更使其坚持认为判决不公。其二、对刘某“因爱成恨”。贺对刘一直有感情。在一、二审期间贺多次向承办法官讲述其二人的感情纠葛，并多次表示，如果不是孩子患病，自己家庭经济困难，而刘又做的太绝情，自己不会提起诉讼。在调解时，其还要求相关部门对刘的处理不要太重，给刘父子留个和好的机会。其三、受人误导。刘某作为机关工作人员，文化素质不高，喜欢吹牛。其本人经济收入有限，但其多次对人吹嘘：其在县城有多少多少套住房，其每年有几十万元的收入等等。该言语传入贺某及其乡邻耳中，就信以为真，使贺对上访后可能获得的利益期望值过高，这从贺第一次要求刘赔偿几十万元，就可略窥一斑。最后是贺再婚组建家庭后，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其子患重病较难治愈。所居住的村属丘陵山地，土地贫瘠，严重缺水，矿产资源也较为匮乏，且当地乡、村办企业的几乎没有，这就导致其家庭收入偏低，再加上其子所患的病属于顽疾，治疗起来花费较大，势必造成其无力负担。对贺来讲，向自吹富裕的刘（孩子生父）追要抚养费，就成为其当然的选择。在法院依法判决2.5万元并执行后，认为与其心理预期相差太远，刘未得到“应有惩罚”，且刘不思悔改，多次用言语相激，故其坚定了上访的信念。

    信访工作人员掌握贺上访原因后，在处理上做到有的放矢，从解决其实际困难入手，制定了两步走的工作计划，并对可能出现的困难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首先是采用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方法，消除贺对法院判决的误解和对解决其上访问题的误解。信访工作人员向贺耐心的辨法析理，讲明相关的法律规定外，并将刘的经济状况和对刘处理情况专门向贺作了说明，使其在思想上转变了认识，回到了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来。这为最终成功解决好该案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是积极协调，从解决其实际困难入手，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贺在生产生活上确实面临种种实际困难，家庭收入微薄、儿子患病急需救治、长期上访造成生活困难等等。刘毕竟是孩子的生父，对造成贺家庭面临的困难，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解铃还须系铃人”，经再次与贺交流，贺提出由刘一次性支付其各种费用共计6万元。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认为，贺提出的要求较为客观、现实，有彻底解决本案的真实意思，决定以此为目标，努力促成双方和解。在对刘做工作时，刘表示；其愿意承担责任，但其确实收入有限，无力全部承担，其想尽各种办法，短期内只能筹集到4万元（刘因为此案已经受到开除党籍，留党查看2年的处分，现已内退，只有退休工资的收入），调解进入僵局。面对此种情况，信访工作人员向领导作了汇报，在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后，决定从实际出发，鉴于贺家庭经济情况确实困难，号召中院干警为其捐款2万元对其进行经济救助。最终在短时间内凑齐了现金6万元，一次性支付给了贺某。贺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一再感谢党和政府，并作出书面保证，停访息诉，永不再上访。

    郑州中院在解决涉诉上访案件中，采取因人而宜、因案施策、全方位多渠道的方法，解决了109件比较棘手的涉诉信访老户案件，上访群众满意率达到百分之百。信访工作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法制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社会谐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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