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传统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在大部分国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几千年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乡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现代社会的法制，也不是个别君王的贤言良教，而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长时间自己形成的传统和礼制。

    那么，在我国封建主义发展的几午年中，为什么不能形成像西方世界那样的法律，以书面化的形式明确界定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呢？我认为，这就是在古代，我们长期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所谓的差序格局。其在文中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是由一个个的小的熟人社会或者小团体这样一种格局构成的，这个熟人社会就好像把一个石头扔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其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和所影响的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小的生活圈子。

     在这个小的生活圈子中， 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几乎不需要法律和法院。除非事干重大，争议不会被诉诸官府，法律只在那遥远的地方，更多地是一种潜在的威慑。人们按照风俗习惯，乡土人情在此生生息息。这些代代相传的道德、习惯、风俗已浸润在人们的骨髓之中，成为人们共奉的律条。它们通过街谈巷议，耳传身授得以传承、推广和执行。

    乡土社会中冷落专职的警察和保安，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充当这样的角色。当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桑间陌上之时，人们会对其投以新奇和警惕的目光。一旦出现警情，共同的利益使得人们舍身忘我，共赴灾难。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相依为命，互为保险。

    熟人之间好办事，交易一般不需要合同。人们相互知根知底，对于交涉对象的信用了如指掌。个人的家底构成物的担保，个人的亲友是潜在的人的担保。交易出现闪失，责任方往往求亲告友，东拼西凑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维护自己和亲人的荣誉。受害方也会动用一切手段甚至“骂街”-一种虽然过分但却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迫使对手践行诺言。在熟人社会里，失信意味着失去人缘和关系，失去生存的依托和乐趣。

    乡土社会里的纠纷一般不会惊动法官。少部分人因为饱经风霜，德高望重而被公推为纠纷的裁判者-土法官。没有国徽在肩，没有钢枪在手，众人的信赖是他们的权威所在-“正义根植于信赖”。他们有时和若春风，有时威风凛凛，有如口含天宪的法官。合乎公理的裁决如果不被遵守，冒犯者将受到公众的一片谴责，以至低下桀骜不驯的头颅。

    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是评论家，茶馆酒肆就是最佳的自由论坛。畏惧于街谈巷议和一双双熟悉的眼睛，人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因为“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唾沫星可以淹死人。为什么不轨的行为常发生在远方？因为那里没有熟悉的目光！

    正是由于熟人社会的种种特点，让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其它国家所没有的种种困难，在熟人社会中，无讼，厌讼成为常态;办事，做事，首先想的就是找关系而非依法律和规则办事。再加上我国没有传统的法制观念，我国的法律大部分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而来，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从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着重重的阻碍。

    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就必须打破原有的乡土观念和熟人社会这个小的生活圈子。陌生人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是道德与权威的碎片化，道德控制社会的能力直线下滑。弗里德曼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当习惯的力量减弱，当权威受到质疑的时候，对正式法律的需要就应运而生了。法治国家的经验表明，权威的衰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在中国社会如果要真正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铁律的话，那么就要将法律活动置于公开透明之下，如同体育比赛让社会观众看到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和结果。目前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在各级法院的网站上公布法律允许公开的所有判决书，让社会公众自愿阅读这些法律文字，如果案件判决得不公道，判决书上的文字一定难以自圆其说。同时，判决书也不能是简单的三段论，而是要有逻辑推理和法律应用的解释，还要有法理方面的分析。公众可能不像法官与律师那样懂得法律专业知识，但是，公众懂得语言逻辑，懂得生活经验，懂得世道人情。只有如此，法律活动才能够像体育比赛那样公开置于观众面前，在中国的社会里让老百姓也能看到"看得见的正义"。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为了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我们从今天起就必须在老乡社会与法治社会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在私人领域里，可以实行熟人社会的礼治规则;但是在公共领域，只能实行法治社会的法律规则。我们不能没有熟人社会，那样将使我们在生活中失去对乡土文化的记忆，失去我们对乡土的感情。我们更不能没有法治社会，那样我们的国家将不能发展，我们的社会将难以完善。归结到一句话，我们需要的只是一条在不同领域使用不同规则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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